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民歌在作为人们沟通和交流媒介的基础上，和其它形式的交流重新出现融合趋势，这影响到了民歌的功能。在南宁国际民歌节期间，人们一方面通过民歌这一“形象体系”达到了思想感情的互相交流，另一方面，经贸洽谈会热火朝天，这里进行的是资金的交流。这次民歌节请了大量广西以外甚至国际上的著名歌手来演唱他们各自的当地民歌，如澳大利亚的詹姆斯·布朗戴尔(《羊毛剪刀喀嚓响》)、西班牙Blavo弗拉明戈舞蹈团(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蹈)等，在这里进行的不仅仅是音乐的交流，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这里既有传统的老歌，又有新创的民歌，它们进行的则是古今之间的交流。审美交流与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古今交流等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变化使得人们重新从审美交流的角度思考民歌在现代的发展问题。
民歌的审美意识形态功能与以上三个方面密切联系，更加值得注意。审美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由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条件所制约和限定，都具有强大的实践力量和巨大的同化力量，以及对经济基础而言的相对独立性。与法律、哲学、伦理、宗教等“意识形态”方式不同，审美意识形态以与想象密切结合的情感为基本中介，因为情感和想象的特殊性，审美意识形态呈现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距离和较为复杂的辩证属性。在阿尔都塞看来，审美意识形态就是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他主要从形象和仪式，或者说从形象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民歌与意识形态有关，学界早有论证，从《诗经》所记载的民歌就可以看出人民对当时封建地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如《硕鼠》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民歌的审美意识形态功能得到了加强。阿尔都塞同时认为，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审美交流的媒介，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情感话语，又是一种与个人利益相联系的特殊形象。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交流越来越趋向于依赖媒体(报刊、杂志等)、电视、因特网等工具，与同事、朋友以及具有相似兴趣的“陌生人”进行大量的信息交换和社会情感的交流。民歌节期间，当地媒体给予了大量的报道，网上还长期设立了报道民歌节以及相关消息的网站()，其审美意识形态功能比以前更加重要，政府也给予其相当的重视。
南宁国际民歌节作为一个艺术的节日，它以与想象密切结合的情感为基本中介。而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公司、南宁市人民政府的联合主办，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出席讲话等加重了民歌节的意识形态色彩。为着政府的利益着想，我们可以不把民歌节看成艺术事件，而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政治事件，它讲述或者参与着社会场中各种力量之间正在进行的游戏。民歌节作为社会参数，其主题有好几种重要的变奏。
南宁国际民歌节还可以被解读为时代的标志。每一个歌台、每一首歌都可以对照其社会语境进行阅读。在此话语方式下，民歌节有多种主题，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和幻想，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日常生活的轮廓。如今年的民歌节以其鲜明的国际性、现代性、民族性为特色，反映了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背景，表明即使是处于双重边缘位置的广西也面临巨大变革，适应时代，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审美需要。在这种欣赏中，民歌揭示了时代的种种社会张力，同时又为这些张力提供了解决之道。在这里，民歌节可以被阐释为一种社会记录文件，日常生活的主题学。青秀山歌台的“广西山歌擂台赛”，则主要适应了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的审美需要，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青年人和外国游客无法真正融入其中，来此更多是为了满足某种新鲜感和猎奇感，这从现场观众的反映即可表现出来。
把民歌节作为时代的标志进行阐释，也就同时强调了它与社会语境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极难把握。马克·波斯特在评论广告时曾经说过：“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预先保证广告与社会恰到好处地联系起来。如果有的话，广告制作者就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记录了”。[3]这句话用来评价民歌与社会的关系同样合适。没有人能准确预测，一首民歌会怎样被各种群体与阶层的观众所接受。民歌节本身也是一种以听觉为主、视听结合的活动，这更增加了其复杂性以及被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如开幕式上同样是为民歌节而创作的郁钧剑演唱的《广西好》和陈明演唱的《梦壮乡》，结局却大不相同，前者用非常直白的话语称赞广西，观众反映相当一般；而后者的“……为什么脸上总没有忧伤，为什么眼里从没有泪光，只因为铜鼓响，只因为火把亮，明天的壮乡，更辉煌，更辉煌”，用优美的歌词和旋律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却是大受欢迎。据报称，陈明身着壮衣演唱的《梦壮乡》已悄然流行于绿城的大街小巷。又如青秀山歌台的山歌擂台赛第一天结束时，评委要求各参赛队民歌的题材应侧重党的“三个代表”、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等，给人以宣传重于民歌本身之嫌，使观众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这启发我们，充分发挥人的宣传能力和民歌节的宣传功能无可厚非，但是发挥的方式应该注意策略。
当然，作为民歌节本身，需要经得起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检验。民歌节存在对观众进行一种非理性操纵这一意识形态功能，它通过一套系统的文化机制，使主体在无意识中臣服于现实生活关系的利益和要求。通过歌词本身、舞台背景(灯光、音响等)、明星效应(如那英、韦唯、周华健、黎明以及一些外国歌星等)等对观众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对民歌节的审美欣赏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消费，无形中达到了自然而效果颇佳的宣传作用。
民歌节与地区经济性要素、政治权势的协商密切联系。“刘三姐的故乡”，这是一个有鲜明特色而吸引人的口号。而南宁市政府也有意把民歌建设成为南宁市的一块“品牌”，以这一品牌引导南宁甚至广西走向全国，进而走向世界。再考虑到民歌节其它方面如音像工业的发展、多国公司的连接方式、民歌音乐制品的销售和市场以及它与个人、本地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等，民歌节提供的情况恰似社会的缩影。它顺应了当今中国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具体情况。
三、凸现民歌的现代美
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之前，音乐界和文化界学人对民歌的现代发展深感忧虑，认为与现代化高科技的结合使民歌面临生存危机，担心民歌的现代唱法会导致改变其文化基因，会失去其鲜明的民族性、人民性以及特有的韵味，并因此反对民歌的现代化，反对民歌与现代音乐的结合。在我看来，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成功举办，给了以上观点一个明确的回答：在东西方社会都面临转型的大背景下，只要掌握好方法，传统民歌面临的就不是什么危机，而是一个转型的契机。民歌在新环境下将来发展我不敢妄加论断，但它肯定将不同于传统的民歌。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民歌的渐趋消亡，但不等于民歌的渐趋消亡；就像古典诗歌的消亡并不等于诗歌的消亡，相反，正是因为古典诗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才有了今日繁荣的白话小说和自由诗。
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演员演唱气质、精神状态的不同，赋予了传统民歌新的生命力，使人感受一新。老歌与全新理念的演绎，更像是现代年轻人所思所想的一种表达。而这是在民歌的最主要的文化基因并没有大变动的前提下取得的成功：各民族民歌那种特有的旋律有鲜明的体现，观众在欣赏中很容易区分开来；民歌本身的民族性特色在服装、伴舞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表达。虽然民歌节本身还存在某些问题，但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有机融合，还是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启发。
现代美学理论已经证明，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与一定的文化语境相联系。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审美对象，放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可以表达出不同的审美意义，问题在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变化。因此，一味反对民歌与现代文化的结合没有实际意义，毕竟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歌在这种语境中的意义也已经不同于以前。这种发展可能会导致民歌失去某些东西，如一些人所说的原始、质朴等，但是不能为此而否定民歌的现代发展。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并不是要抹杀民族性。南宁国际民歌节就是在保存民族性的基础上与现代性、国际性的成功结合。不承认这种结合，表面看起来是在保护民歌，其实却是在阻碍民歌的发展。如此发展下去，民歌再唱一千年也还是原来的老样子，甚至很有可能因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最终消亡。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民族的东西要成为世界的，并不是说不能吸收现代的东西。夏商周时代具有民族性的东西比以后多，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几千年的历史进步，毕竟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中的许多方面已经因为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而逐渐消亡，它们并没有真正地走向世界。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成功启发我们，在今天，民族的东西必须和现代的东西相结合，才能适应历史的发展，走向世界，为世界所承认。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民族的东西才可以说真正成为世界的。
对民歌的发展甚至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建设，不是要单纯地保持传统或者是一味地现代化，而是应该根据本民族、当地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交流、审美意识形态等多层次的复杂情况，及时对思想加以调整变化，进而促进它们的发展，使其凸现现代美。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根据社会的需要，成功地凸现了民族文化的现代美，进而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有所启发：在东西方社会都面临转型的大背景下，只要把握好方法，民族文化面临的就不是发展的危机，而是一个发展的契机，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并不完全对立，我们应该根据当地人民的实际，在保存其民族性的基础上和现代性相结合，以凸现民族文化的现代美，适应当代人在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交流、审美意识形态方面的具体发展。
政府对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成功组织和运用启发我们：政府应该加大对艺术组织和艺术活动的赞助和支持，从文化的发展来说，这种支持会促进艺术的普及，大众审美修养的提高；从政治上来说，它的实际影响远远大于金钱所包含的影响，适当的政治领导和深谋远虑的政治策略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政府或者是艺术组织以及艺术活动还可以争取企业的赞助(对当地群众的影响和地理位置是企业衡量艺术组织对资金需求的两项最重要标准)，这对艺术组织的正常运转以及艺术活动取得良好的组织和效果大有裨益。虽然这种赞助可能会对艺术活动本身有某些消极影响，如导致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的商品化，但是只要我们把握好尺度，就能把这种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点，使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
【参考文献】
[1]王杰.使民歌显示现代美[N].广西日报，2001-11-16.
[2]王杰.审美幻象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信息方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