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韩德尔启程离开亚琛时的最后一天，他已完全行动自如了。他走到教堂去。以前，他从未表现出特别的虔诚，而现在，当他迈着天意重新赐予他的自由步伐走上放着管凤琴的唱诗台时，他的心情无比激动。他用左手试着按了按键盘，风琴发出清亮的、纯正的音乐声，在大厅里回响；现在他又踌躇地想用右手去试一试——右手藏在衣袖里已经好久了，巳经变得僵硬了。可是你瞧：在右手的按动下，管风率也同样发出了银铃般的悦耳声音。他开始慢慢地弹奏起来，随着自己的遐想演奏着，感情也随之起伏激荡。管风琴声，犹如无形的方石，垒起层层高塔，奇妙地直耸到无形的顶峰，这是天才的建筑，它壮丽地愈升愈高，但它是那样无影无踪，只是一种看不见的明亮，用声音发出的光。一些不知名的修女和虔诚教徒在唱诗台底下悉心偷听。他们还从未听到过一个凡人能演奏成这样。而韩德尔只顾谦恭地低着头，弹呀，弹呀。他重又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他要用这种语言对上帝、对人类、对永世进行诉说。他又能弹奏乐器和创作乐曲了。此刻，他才感到自己真正痊愈了。
　　“我从阴间回来了，”乔治·腓特烈·韩德尔挺着宽阔的前胸，伸出有力的双臂，自豪地对伦敦的詹金斯医生说。医生不得不对这种奇迹般的治疗效果表示惊羡。这位恢复了健康的人又毫不迟疑地全力投身到工作中去了，他怀着如痴若狂的工作热情和双倍的创作欲望。原来那种乐于奋斗的精神重又回到这个五十三岁的人身上。他痊愈的右手已完全听他使唤，他写了一部歌剧，又写了第二部歌剧，第三部歌剧，他创作了大型清唱剧(10)《扫罗》、《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以及小夜曲《诗人的冥想》(11)，创作的欲望就象从长期积蓄的泉水中源源喷涌而不会枯竭。然而时运不佳。卡罗琳王后(12)的逝世中断了演出，随后是西班牙战争(13)爆发，虽然在公共场所每天都有人聚集在那里高声呼号和唱歌，但是在剧院里却始终空空荡荡，于是剧院负债累累。接着又是严寒的冬季。伦敦覆益在冰天雪地之中，泰晤士河全冻住了，雪橇在亮晶晶的冰面上行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在天气这样恶劣的时节，所有的音乐厅都大门紧闭，因为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没有一种天使般的音乐能与如此残酷的寒冷抗衡。不久，歌唱演员一个个病倒了，演出不得不一场接着一场取消；韩德尔的困境愈来愈糟。债主们追逼,评论家们讥消，公众则始终抱着漠不关心和沉默的态度；这位走投无路的斗士的勇气渐渐崩溃了。虽然一场义演使他摆脱了债台高筑的窘境，但是过着这种乞丐似的生活，又是何等羞耻；于是韩德尔日益离群索居，心情也愈来愈忧郁。早知如此，当年半身不遂岂不比现在全身清醒更好？到了一七四零年，韩德尔重又感到自己是一个遭受打击而失败了的人。自己昔日的荣誉已成了炉渣和灰尘。虽然在艰难之中，他还整理着自己的早期作品，偶尔创作一些较小的作品，然而那种巨流般的灵感却早已枯竭。
　　在他恢复了健康的身体内，那种原动力已不复存在。
　　他，一个身躯魁梧的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已心力交瘁。这个勇于奋斗的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被击败。神圣的激流般的创作欲望第一次在他——一个三十五年来创作热情始终异常充沛的人——身上中断、干涸。他又一次完蛋了。他，一位完全陷于绝望的人知道，或者说他自以为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蛋了。他仰天叹息：既然人们要再次埋葬我，上帝又何必让我从病患中再生？与其现在象阴魂一样在冷冰冰的寂寞世界上游荡，倒不如当初死了更好。但有时候他在悲愤之中却又喃喃低语着钉在十字架上的主的话：“我的上帝呀，上帝，你为什么离开了我？”
　　一个被遗弃的人，一个绝望的人，对自己的一切都已心灰意懒，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或许也不相信上帝。
　　在那几个月里，韩德尔每到晚上都在伦敦的街头踯躅。
　　但都是在暮色降临之后他才敢走出自己的家门，因为在白天，债主们拿着债据在门口堵着他，要拽住他；而且在街道上，向他投来的也都是人们那种冷漠和鄙夷的目光。他曾一度考虑过，是否逃到爱尔兰去为好，那里的人们还景仰他的名望——唉，他们哪会想到他已完全衰颓——或者逃到德国去，逃到意大利去；说不定到了那里，内心的冰雪还会再次消融；说不定在那令人心旷神怡的南风的吹拂下，荒漠的心灵还会再次迸发出旋律。不，他无法忍受这种不能创作和无所作为的生活，他无法忍受乔治·腓特烈·韩德尔已经失败这种现状。有时候他伫立在教堂前，但是他知道，主不会给他以任何安慰。有时候他坐在小酒馆里，但是谁以为喝得酩酊大醉就会有飘然而又纯洁的创作灵感。那么结果无非是劣质的烧酒使他呕吐不止。有时候他从泰晤士河的桥上呆呆地向下凝视那夜色一般漆黑的静静流淌的河水，甚至想到是否一咬牙纵身投入河中一了百了更好！他实在不能再忍受这种令人压抑的空虚、这种离开了上帝和人群的可怕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