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女高音歌曲《我爱你中国》，它的引子部分节奏自由，气息宽广，旋律跌宕起伏，加之采用特定的三连音节奏和连音的手法，给人以辽阔舒展的感觉，把听众引入百灵鸟凌空俯瞰中国大地而引颈高歌的艺术境界。接着，间奏以抑扬格节奏乐句，用音型模进的手法把海外赤子对“祖国母亲”依恋的激动心情作了烘托并引入主部。主部一二段节奏较平稳，音程由小跳转大跳，旋律逐层上行，将祖国的春苗秋果、森林山川、田园庄稼等作了形象的描绘和细腻的刻画。语句清新秀丽，音乐委婉深沉，使“我爱你中国”这一主题不断深化。尾部旋律激越富于动力，两个衬词“啊”的抒发，引向歌曲高潮，末句“我的母亲我的祖国”，在高音区结束，抒发出海外儿女一腔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歌唱者通过自己的二度创作，构筑出完整、生动的音乐形象，并注意在表达感情时如何去合理地、理智地、巧妙地运用声音的技巧，再令情动于中，情形于声。这个“情”字可以说是歌唱的灵魂，也是声乐技巧中的“内功”。
　　以上我们强调了情为声之本的道理，然而这个歌唱的根本因素却又不能代替声乐技巧，决不是说只要情真意切，歌声就必然优美动听。相反，如果不掌握一定的声乐技巧，多么动人的感情也无法传递给听众。再如女高音歌曲《黄河怨》，有的人演唱起来十分投入，悲痛欲绝，特别是唱到“宝贝啊，你死得这样惨”乐句时，几乎气绝声绝，甚至掉下眼泪，尽管这样，但其声音的悲痛效果远远不及面部表情的程度，唱变成了哭，变成了讲，可对于听众来说，似乎只看到了歌者悲痛而没有听到悲痛，其关键就在于缺乏理智地运用声音效果来表现歌唱中的悲痛，使听众只有精神上的意识共鸣而没有身体上的声音共鸣。要知道声乐中的“情”是一种艺术表现，艺术并不等于自然生活，从生活到艺术是有一个升华与飞跃过程的，而这个过程中的阶梯和桥梁就是声乐技巧，这种声乐技巧又是基于真切的感情，是情借技发出感人的歌声，技依情形成美妙的歌唱。中国古代文学中形容歌声美妙的词句颇多，诸如“莺声燕语”“响过行云”“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声唱到融神处，毛骨肃然六月寒”等等。这等美妙的声音，决非凭空而来，没有高超的发声技巧和演唱经验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我们在歌唱中强调情感的作用，强调二度创作，这些都必须以声乐技巧为前提。也就是说，二度创作的一切成果，主要是通过声音来表现，离开声乐技巧，歌者的二度创作便成为无的之矢。对于声乐艺术表现来说，声与情从来就不是各自单摆浮搁着的，问题是在于歌者的一切声音技巧都要有所附着，即附着于你的二度创作，运用已经掌握的发声技术，从声音的“库”中调动恰当的声音和歌唱方式，唱出歌曲内容所需要的听觉效果、贴切地表现作品内容和你自己理解的情感。真正使声乐表现达到“情为师，技为源，情深技活，字字贯连，声情并茂，动人心弦”的艺术境界。
　　综上所述，“声”与“情”的辩证和谐关系在于二者既是相对的两种概念，又是一个完美和谐的整体，因为“声”的掌握最终目的是通过技巧和艺术来表现人的“情”。“情”是目的，“声”是手段，即“唱声”之功为“唱情”之目的而存在，但没有精湛的“唱声”之功，也就难以达到艺术上完美的“唱情”之目的。所以，情为声之本，声为情之表。在声乐艺术表现中，应正确建立起这种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和谐观念。如果观念上有所偏差，演唱中必然会产生一种片面，无论产生哪种片面，都不能称之为完美的歌唱艺术。
　　
　　参考文献：
　　[1]《中央音乐学院学报》资料丛刊，中央音乐学院，1981年
　　[2]俞子正著，《声乐教学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