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是20世纪中国舞蹈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年5月，在我国北方的黄土高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性舞蹈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新秧歌运动”。它的产生深深影响了中国舞蹈发展的方向。
“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有它特殊的背景：1，从国内形势来看，1939年下半年，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延安成了比较稳定的后方。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及文艺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在延安成立了许多剧团。各剧团演出了不少中、外剧目，为繁荣边区的文艺创作做出了成绩。但总体上以大、洋、古为主，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较少，甚至出现了在艺术上所谓“关门提高”的倾向。2，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黄土高原上一块秧歌的热土。这里的人民每逢节日或婚丧嫁娶之时，都要以民间舞蹈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火热的情感。于是就有了“秧歌”、“腰鼓”、“高跷”等民间舞蹈，其中“秧歌”最为盛行。“秧歌”是一种农民的舞蹈艺术，它表现的内容、人物、情节等都是农民们所熟悉的生活。在表演时，有很多夸张色彩。如穿着古代戏装的公主、公子，戴着各色衣饰的水泊梁山英雄或孙悟空、猪八戒、白骨精等传说人物，以及在村庄里那些引人逗笑的傻小子、老婆娘等。舞蹈中时常出现诙谐风趣、打情骂俏、男女嬉戏的场面。在说唱时，歌词内容主要表现男女间的爱情生活。面对这样一种农民的秧歌艺术，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当中出现了判断上的是非问题。以上这种现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时匡正了边区文艺工作的方向。
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边区的文艺工作空前的活跃，掀起了一场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首当其冲，组织起了第一支秧歌队，他们对民间的秧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将民间秧歌中原由伞头手举伞和棒槌道具改为手举镰刀斧头，装扮成工农形象；将原由舞蹈中男扮女装的形象改为工农兵学商；将原由舞蹈中跑“万字形”场图改为走“五角星”等等。这些改革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许多艺术家纷纷加入到秧歌队，走向街头，扭起了“新秧歌”，引起很大反响。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场规模空前的秧歌运动在延安开展起来了。于是，诞生了一批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反映边区人美好生活的文艺作品，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赶毛驴》、《四季生产舞》、《小放牛》、《挑花蓝》、《七枝花》、《南泥湾》、《组织起来》、《大秧歌舞》、《腰鼓舞》、《丰收舞》等。其中，《大秧歌舞》、《腰鼓舞》、《丰收舞》等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延安新秧歌运动，就像一团不息的艺术之火快速传遍全国各地。在全国几乎出现了哪里有欢声笑语，哪里就有秧歌的现象。秧歌艺术已经成为广大人民情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庆，始于延安的秧歌运动开展的红红火火。1945年，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秧歌演出盛会，周恩来等领导都纷纷加入到扭秧歌的队伍里，场面壮观、气氛热烈，使大后方的重庆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闹”秧歌的气氛。秧歌传到了昆明，与当地的民间舞蹈“云南花灯”相融合，动作灵巧活泼，就连孩子们都喜欢扭秧歌，不少青年是从扭秧歌开始接触革命的。1946年，云南大学为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组织的大型营火晚会上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几百人一起扭秧歌，把晚会气氛推向了高潮。参加活动的闻一多先生深有感触的说：“今晚我们看到了同一时代两个不同的社会，对比太鲜明了。”40年代在云南的新秧歌和新舞蹈的传播其作品数量、题材、形式及参加人数、普及程度等，在中国现代舞蹈发展史上是罕见的。1946年延安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和秧歌舞出现在上海，这是上海的进步文艺人士在面对上海十分不利的文化环境勇敢斗争的结果。戏剧家欧阳山尊和李丽莲为秧歌剧和秧歌舞在上海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8月，秧歌舞与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演出的边疆舞风靡整个上海，大受广大青年人的欢迎。从此，秧歌与边疆舞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无数个上海的人们，冲击着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在1949年5月2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上海人民正是以“敲起锣鼓、扭起秧歌”的形式庆祝上海的解放，使得整个上海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1946年，随着西南联大从昆明复原到京，秧歌的火种也传播到了北平。北大等高校是秧歌舞的重要传播之地，学生们不仅学习了新秧歌舞，还排演了《兄妹开荒》、《新旧光景》、《王老汉》、《一朵红花》等秧歌剧，同时还演出了很多边疆舞。1948年“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清华、北大、北师大、辅仁等高校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了有500人参加的北平民间歌舞社成立两周年纪念会，学生们在欢快的锣鼓声中扭起了秧歌舞，青年们健壮的舞步表现出来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和勇气。
1949年10月1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出现了万人秧歌队和腰鼓队。刹时间，彩绸飞舞，鼓声齐鸣，人们扭着秧歌打着腰鼓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此后，中国青年文工团把《大秧歌》和《腰鼓舞》带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两个舞蹈双双获得了特等奖。这是中国民间舞蹈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间舞蹈文化。这些成绩与荣誉，是中国舞蹈工作者从20世纪40年代开展的延安新秧歌运动和向民间舞蹈学习的热潮中不断进行继承、加工和创造的结果。
新秧歌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它以鼓舞人心和军民喜闻乐见为艺术标准，在特定的时代里起到了今人难以想象的作用。同时，它体现了中国民主进程中特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理想。延安新秧歌是支撑40年代进步歌舞文化的主流，这一运动对中国新文艺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舞蹈的发展产生的直接结果是：使中国现代舞蹈第一次踏上了学习民间艺术的运动轨迹。这种学习民间艺术的热潮自40年代延安兴起后，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15年时间里再度兴起。此次大规模的民间舞蹈采风和学习热潮，则完全是“新秧歌运动”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深入。
（五）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物的中国新舞蹈艺术，伴随着中国人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历经了它的光荣与梦想；终于在共和国诞生的隆隆礼炮声中掀开了它全新的一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当代舞蹈艺术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新中国的诞生，使饱尝了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受了当家做主的喜悦。人们各个兴高彩烈，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情汇成了一股劲，在舞蹈上的具体表现是集体舞的大流行。随着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衣着款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青年人们穿着新式的衣服，跳起欢快的舞蹈，成为那个时期的时尚。从中南海到各省省会，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人人都能跳上一段“华尔兹”、“探戈”舞，人们把这一行为形象地称为“蹦嚓嚓”，这是一种对流行的国际交谊舞的称呼。这使我们想起了世纪初的那次交谊舞大流行的场面，50年代流行的交谊舞与世纪初的那次相比更具有全民性。此外，一些音乐工作者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了集体舞的创作，一批以中国音乐编排的集体舞诞生，如《青春圆舞曲》、《邀请舞》、《咱们工人有力量》、《社员都是向阳花》等等。这些舞蹈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风靡全国的舞蹈。与此同时，戴爱莲开创的“边疆舞”也十分流行，从舞种到内容与形式，在原有基础上更加丰富。
这种舞蹈热潮不仅在都市如此，而且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更是兴旺。翻身农民们纷纷加入了民间歌舞的大潮中，在广大汉族民间，农民们把传统的秧歌、龙舞、狮子舞、高跷舞、旱船、跑驴、竹马、小车等这些深受百姓喜爱的民间艺术舞了起来。如安徽凤阳花鼓，过去是一种闹饥荒流落它乡讨饭时表演的舞蹈，如今成了最好的大众抒情方式。“灯舞”是流行于长江、黄河广大地域的民间舞蹈，50年代以后，每逢年节各地的“灯舞”活动精彩纷呈，表达了人们对新社会的一片祝福。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民间艺人，如：傣族著名的舞蹈家毛相是傣族舞蹈的代表，他表演的《孔雀舞》、《嘎光舞》等闻名遐迩。他表演时，常常穿戴起高高的孔雀服装架子，模仿孔雀开屏的优美姿态，引得群众的喝彩。还有善跳东北秧歌的齐怀学、安徽花鼓灯名家冯国佩、以丑角表演闻名全国的周国宝等等，在中国舞蹈界享有很高的名望，他们为中国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突出的。
可以这样说，50年代是我国群众舞蹈开展的最热烈、最活跃的时期。自5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刮起了“浮夸风”，许多表演团体和群众艺术场馆都先后被撤消，这些因素深深制约了群众舞蹈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除四害舞》、《抓老鼠舞》等一些概念化、标签式的舞蹈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