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初期，张伯苓先生把戏剧活动引入学校的教育领域，借之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和为人处世能力，其对戏剧教育功能的认识不但指引着南开戏剧活动的路向，也给当时的戏剧方式社会教育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宣传和注释。他所倡导的教育戏剧理念和实践超前于英美等国，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有效的范导作用，并给我们今天的教育戏剧活动以启示和参照。

关键词：张伯苓；教育戏剧；人格教育；精神教育

近年来，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倡行，戏剧在中小学艺术教育中的加入，以及对英美等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的介绍，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tion)、教育剧场(Theatre in Edcation)等概念被人们越来越熟悉，戏剧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和重视。但论者多把探索和借鉴的目光投向国外的教育戏剧理论和实践。其实，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探索与实践早在我国上个世纪初期就已轰轰烈烈，如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倡行教育性戏剧活动；陶行知、晏阳初、卢作孚等教育家利用戏剧普及民众教育；1915年7月，当时的教育部所设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下设有小说、戏曲、讲演三股， “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1](《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这些都是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有效探索，并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有形的参照和可贵的经验。本文试探析南开新剧运动的倡行者、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南开学校以育才救国为目的的教育戏剧观念及其前导性和现实意义。

一

教育戏剧的理念不以戏剧知识和表演技能的学习为目的，而是注重通过戏剧方式对学生进行一些认识社会、思考人生、选择生活及增强自身素质修养的培训，它是一种教育性质的戏剧活动，或说是戏剧方式的教育活动，目的是把戏剧活动引入教育领域，利用戏剧的情境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在此，戏剧活动成为一种教育媒介、平台。按其参加人和面向对象的不同，它有形形色色的实践形式，如儿童教育戏剧、校园教育戏剧、民众教育戏剧等。张伯苓所倡导、推行的南开戏剧活动以其参加人员、活动范围和面向的观众来看，属于校园戏剧，是教育戏剧整体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他对南开戏剧活动的理解和指导原则从属于他的教育目的，明确指向于学生的道德、人格、精神教育。

1944年南开四十周年校庆之际，张伯苓总结性提到南开学校为实现育才救国之目的，对于学生训练，特别注意体育、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等五点，其中针对“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原因在不能合作，与无组织能力”，张伯苓意图利用一些课外活动，以锻炼学生的“团体组织”能力，其中就有“新剧”一项，并指出南开提倡新剧，“最初目的，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及后方作纯艺术之研究”[2](《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这就明确了张伯苓在南开倡行戏剧的学校课外活动性质与教育戏剧性质，目的是培养将来能服务社会的新人才。这一目的使得张伯苓的教育戏剧观念指向于他所说的人格教育①、精神教育②，而非才艺教育，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有关阐述：

其一，学生在演剧过程中能获得一些深刻的人生感悟。张伯苓指出，要演好一个角色，得到观众的承认和喝彩，就要在台下精心地揣摩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一剧中角色有工拙之殊，工者类能于出场前静坐默思，揣摩完善，迨出场时胸有成竹，故言语姿态惟妙惟肖，受人欢迎；否则，临场草草从事，何能中肯？何能致胜哉？”他根据莎士比亚世界即一舞台的观念，强调戏剧是人生的缩影，舞台上的演练，能让演者获得许多人生的体悟，是走上社会的准备。“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由此，演者可以体悟到，自己也是社会大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要使自己完善，得到周围人的赞赏和承认，就要事先做仔细的准备，即所谓“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如此则“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2](《舞台、学校和世界》)。

其二，戏剧能提供许多的生活知识和为人处世的经验。由于戏剧是社会人生的精心模仿，其中包含了许多人生知识、社会经验，正如南开学生曾中毅所言：“曲之宗旨，必超拔高尚，其事理又必合社会，种因收果，得失起伏，以及一切言语、进退、止辍、节骤，编者皆能摹仿风俗，刻入人情。”[3](《说吾校演剧之益》)而且由于时代潮流的激荡，戏剧多探讨许多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那么学生在观剧或演剧的过程中，在理解角色和故事意义的过程中，戏剧中角色所经历的人生会让演者和观者实地感悟到许多为人处事的经验，可刺激其成长与发展。所以张伯苓有言：“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什么象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2](《演剧与作人》)他所根据的理念就是戏剧是压缩了的精炼人生，人也是社会大舞台上的角色，扮演戏剧角色，是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在社会上做事正如演戏一般)，可以帮助他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并在角色的扮演实践中增强自信心，获取满足感，激发创造力。

其三，演剧活动能让学生体悟团队精神，养成合作能力。张伯苓十分痛恨国人的“私”，认为这是国力衰败、民心不振的首要原因，“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而在个人之缺乏合作精神”[4](《今后南开的新使命》)。团结与合作是张伯苓亟想通过教育来培养的品德与能力，“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4](《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前文提到南开创办新剧团、提倡新剧是被张伯苓列为培养学生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的一项手段。因为戏剧演出是一项团体活动，一部戏的演出需要来自各方面的默契合作，而且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职责清楚明白、认真完成。学生由一个角色的扮演，不但可以体会人物的情感心灵，感受故事的主题意向，渗入自己的理解和情绪并把它们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为工作需要须学会与他人沟通，在合作时互相尊重及聆听对方，这样的演剧活动不只是训练演技，更是培养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沟通能力，以便将来能更好地溶入社会、服务社会。在此过程中，可以让参与者体悟集体的智慧，培养起团队精神、合作能力。

其四，演剧活动能为学生锻练演讲能力提供一个有利的平台。张伯苓兴办教育，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认为欲教育发生实效，就需注意造就的人才有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所以他积极倡导学生锻练演讲能力。他认为：“演讲目的，在练习学生说话之技术，与发表思想之能力，并可进为推选民主政治之准备。”[2](《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振人心之利器有二：曰演说；曰报纸。……须藉此练习备将来苦口婆心，正言劝世，以振起国民新精神，以重续国家新运命耳。”[2](《拟向校风社社员演说大旨》)由此我们就可理解，张伯苓看中戏剧，除欲借此锻练学生的处世能力、组织能力、团体精神之外，还想让学生在剧场中练习演讲能力，以便将来走上社会，正言劝世，以唤醒民众，振作人心，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张伯苓看中演剧正有这样的功效，因为戏剧是要靠演员的语言和动作来表达的艺术，一个人必须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包括语言、肢体表达、面部表情等)才能胜任，这是演员的基本素质。另外，演剧是一个集体合作的活动，演员必须有一定的交际能力。演剧活动能锻练人的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此二者正是演讲所要具备的能力。

由此可见，张伯苓是把戏剧活动视为学校教育的一种手段，而把它引入学校教育领域、作为一个教育媒介来应用它的。他要发扬戏剧的教育功能的理念，也是与他教育家的思路是一致的，与他育才救国的目的是一致的。由于时代精神和民族现实的促发，张伯苓在学生教育上反对单纯的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注重能改良社会的干才的培养，“若仅为个人增加知识技能而办教育，则教育神圣亦不足称矣”[2](《在南开学校全体教职员会上的开会词》)。在育才实践中，他更重视对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以便将来能适应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的需要。他赞成南开的校园戏剧组织，就是因为演剧活动能给学生以书本中所不能得到的精神、能力训练，他认为学生来学校念书，“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的活动，从这里面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2](《演剧与作人》)。所以他看中的不是戏剧能给学生的才艺方面的教育，而是戏剧在学生人格素养、公共意识、合作能力、团队精神等方面的培养，以求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这就是他所说的“精神教育”、“人格教育”。对于造就新人才，“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2](《教育者当注重人格感化》)；而“精神教育”是不可能靠知识传授的，只能是一种醍醐灌顶的体悟、潜移默化的养成，所以他提倡许多课外活动，以求达到造就具有“完全人格”、能“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新人才的教育目的。而他认为戏剧活动即能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他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这些认识也在南开学生中得到响应，他们谈论戏剧多言及戏剧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及演剧对人的精神、素质上的影响作用，如：

戏剧本为教育之一种，故宗旨宜纯，不宜邪僻。[3](铁卿《说改良戏曲》)

戏剧是人生动作和精神的表象，对于社会的感化力很大。[3](胡维宪《我对于编作剧本的意见》)

戏剧是多种艺术复合体，一方面可以增进人生的乐趣，一方面亦可以作改善社会工具。[3](陈善忱《Plasticity与演剧》)

(由于戏剧摹画社会风俗人情，细致入微)学生于求学之外，又得此精深之阅历，其有助于将来处世，获益靡穷。(学校演剧使得学校声名远播)是则学生于遵校章之外，又知所以爱校誉，推此而大之，则知所以爱团体，爱社会……[3](曾中毅《说吾校演剧之益》)

 张伯苓对戏剧的这一认识及其倡行新剧的思路和旨意，成为南开剧运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影响着南开新剧运动中师生的戏剧观念，也指导着他们的戏剧活动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