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希文(G. Gershwin)《波吉与贝斯》于1935年首演，藉一出黑人乞丐的爱情悲剧，不仅将黑人爵士乐带入正统歌剧，剧中坚持用南方黑人的习惯用语、拒绝迎合观众的高雅品味而将粗放的土语对白净化处理，成为当年冲击美国文化的前卫作品。这个例子呈现两个层次的越界挑衅，语言的与音乐形式的。马勒《第一号交响曲》出乎预料的引入喧闹庸俗的乡间舞曲，则是不涉语言的，「向下层借用」的鄙俗音乐形式夹带混入严肃音乐。就如阿多诺形容的，马勒成为「所有布尔乔亚音乐美学的丑闻」35，「毁了安全建构的形式...将艺术的绝对转为被入侵的竞技场，马勒的音乐毁了自我确认的美学秩序」，当然，阿多诺是借着布尔乔亚困惑的贬抑来褒扬马勒的前卫：「知道何时突破、何时崩解，正也就是掌握自主之道」36。的确，唯有在菁英音乐的层级才更能彰显这种逾越层级的混类所造成的怪诞诡态37。原本就来自下阶层的流行乐风，在借用鄙俗的语言腔调与姿态之外，不易以自身的音乐形式彰显越界挑衅，除非，其音乐形式成为被菁英音乐「借用」的元素。
越界借用的极端例子，所借用的不是下层的语言腔调，也不是下层的音乐形式，而是借自语境与乐境的法外，有声世界未受认可的「边荒」：噪音。我最后要评论的是，音乐文明深入「边荒」的拓荒者，实验音乐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John Cage。
IV.
《Silence》第一章 "The Future of Music: Credo"38，John Cage表达的第一个句子，由前四个段落的文首拆解合成：
I BELIEVE THAT THE USE OF NOISE
TO MAKE MUSIC
WILL CONTINUE AND INCREASE UNTIL WE REACH A MUSIC PRODUCED THROUGH THE AID OF ELECTRICAL INSTRUMENTS
WHICH WILL MAKE AVAILABLE FOR MUSICAL PURPOSES ANY AND ALL SOUNDS THAT CAN BE HEARD.
Cage传达的想象：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听到的大多是噪音。当我们忽略它，它骚扰着我们，当我们倾听，却发觉它真奇妙。时速八十公里的卡车声。电台之间的静电干扰。雨。我们想要捕捉、控制这些声音，不是用来当作声效，而是当作乐器。每个制片场都有个为影片录制的「声效」馆藏。如今用一张电影CD，就可以控制这些声音的振幅与频率，赋予它任何我们可以想象的韵律。用四张电影CD，我们就可创作、演奏一场引擎飙吼、风声、心跳、土石流的四重奏39。
Cage的构想其实是预设了许多现代性条件的后现代感受性。试想，莫扎特的时代，马蹄敲在石砖街道的节奏，壁炉柴火哔啪作响，无法被录制、控制，像乐器般地用于创作。只能够用传统乐器来模仿、给予印象式的表征，例如德布西的《海》、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大黄蜂疾飞》、华格纳《漂泊的荷兰人》里的暴风雨。再试想，莫扎特不曾听过汽机车引擎声、煞车声、飞机声、电台的静电干扰、警笛声、防盗蜂鸣器、冷气冰箱马达声、扩音宣传车、瓦斯喇叭、手机的音调铃声、电动游乐场的交响...。现代科技不仅增加了噪音量，制造了无以计数的噪音形态，也产生了恒常不间断的噪音背景。在莫扎特与我们之间，两个时代绝然不同的音景(soundscape)，难道对于音乐的意义，毫无关连？
电子乐器的科技发明未必造就前卫，Cage指出Novachord、Solovox、Theremin这些电子乐器发明后，许多人用它们来模仿十八、十九世纪的乐器，就像汽车发明后，早期的设计师总是模仿马车的样式。这种模仿过去的欲望，幷不会实现新乐器带来的广泛的新可能性，反倒检禁了新的声音体验40。Cage强调倾听现在、建构未来的感受性，非常接近波特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师》(1863)所表达的敏锐现代感。他指出那些钻研模仿昔日大师风格的画师，却无视于当下那流变不居、瞬息即逝、偶然际会的形象。他邀我们注目于现代生活中的风尚(fashion)，不只在于服装、发式，还在于人们的仪态、姿势、神情与微笑，随着世代而快速蜕变，甚至鼻嘴、眉眼、脸型面貌，即便是猫狗宠物也不例外地呈现着时代的感官印记41。的确，当时画中小酒吧里手拈烟管撩裙慵坐的吧女神情，永恒地捕捉了十九世纪的巴黎风情。那些只知描摹古典仕女的画师可能觉得槟榔西施的样貌低俗煽情不堪入画，然而卅年前不存在的槟榔西施，卅年后仍会以今日的风情而存在吗？不会像昔日的艺阁女郎般一去不返？而我们当下显得喧嚣的音景，不会瞬息走入古董的时代？酒矸倘卖冇、面茶推车的午夜汽笛、补鞋修伞甩着铁片串的招呼，木屐（嘎啦板）的嘈杂，什么时候不都已成了我们子女不能理解的听觉乡愁？
科技不仅创造了噪音背景，从留声机到高传真音响，复制声音的技术也制造了过度丰裕的音乐。美术馆带来的现代性震撼，在廿世纪初叶已经触动了几位敏感的文化评论家。马尔侯(Andre Malraux)以罗浮宫为群众提供的艺术教育，对比一个世纪之前的波特莱尔，终身无缘见到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艺术名作，葛雷柯或米开朗基罗、提香或哥雅42。梵莱希(Paul Valery)对于罗浮宫的过度丰裕则感到困惑：视觉图像，野蛮的乱葬在一块儿！想象同时聆听十首交响曲的状况！一会儿肖像、一会儿海景、一会儿厨房静物、一会儿凯旋游行，更糟的是风格完全不兼容的绘画摆在一块儿，图画的独特性被扼杀，过度丰裕令我们荒芜贫瘠43。试想音乐的状况，莫扎特的时代，几人有缘听过莫扎特的大部分作品？贝多芬的时代，几人有缘听过贝多芬的《英雄》一次以上？而今日，我们或许不会同时聆听十首交响曲，但建立一个包括许多风格的私人典藏幷不困难，可以随时一听再听，可以泡在浴缸里听《费加洛婚礼》，可以听着马勒进入瞌睡，儿子还好奇地问你在听啥，因为那是他计算机游戏的背景音乐。
有谁曾经计算过一天下来我们收听了多少个播放音乐的「喇叭」：电视的、收音机的、计算机的、音响的，客厅的、卧房床头的、书桌上的、车上的、街上商店的、公园的、餐厅的...44。过度丰裕的音乐改变了音乐经验。Cage的一个标题警句，表达了这个吊诡：
那儿或许会有些音乐，但我们还是能找个可以交谈的安静角落45。
我们发现，音乐成了被回避的位置，音乐具有了噪音的性质。Cage接着论及Erik Satie "furniture music" 的想法：
然而，我们必须开发一种有如家具一般的音乐，考虑到环境中的噪音，与它们融为一体。我认为那是种旋律，柔化用餐刀叉的噪音，不要跋扈支配、不要壮丽堂皇。它会填补共餐友人之间凝重的沉默，它能排遣人们注意到自己陈腐谈话的困扰，同时它能调和街上那些粗率干扰谈话的噪音。制作这种音乐将会符合需求46。
听起来，Cage谈的，不过是所谓的「气氛音乐」(atmosphere music)。然而放在Cage的实验脉络里，那是个基进的策略，企图摧毁考究的音乐(learned music)与拜物的聆听，像他说的静电干扰一样，企图终结音乐作为独立完整的作品，抹除「作品」与「环境」的界分，让音乐不再是抽离日常生活世界的特殊事件。马勒出其不意地将喧闹庸俗的乡间曲调引入严肃音乐，阿多诺比喻那是自毁美学秩序，将安全建构的艺术形式开放为被入侵的竞技场，那么 Cage的实验，却真的在演奏现场打开音乐厅的大门，让大街上的噪音侵入。而且不仅如此。他最受传颂的作品，《4’33’’》，于1952年八月在纽约Woodstock首演，节目单上看起来是三部分钢琴奏鸣曲，John Cage作曲，钢琴师David Tudor演奏。第一部分开始，演奏者放下琴盖，坐在钢琴前，静止不动卅秒，打开琴盖再放下，进入第二部分，静止不动两分廿三秒，打开琴盖再放下，进入第三部分，静止不动一分四十秒，终了。在第一部分的静默里，听见了音乐厅外树林的风声与屋顶的雨声，第二部分，音乐厅里的听众开始困惑不安，交头接耳、喃喃抱怨，台下起了一片骚动的低沉噪音，紧张随着时间而愈升高，有人开始离场，「曲」终，据报导，厅内响起一片愤怒失望的骚动。即使这是场由许多现代艺术家参与的前卫演奏，《4’33’’》仍被认为「太过份了」！47
或许有人认为《4’33’’》是愚弄听众的恶作剧，或认为这样的戏谑作品很容易。但Cage表示他对愚弄听众没有兴趣，而且自1947年构想出现，经历了几年严肃的创作过程。其中出现了两次观念的转折点，1951年他将自己关在哈佛大学的录音室，想要听听寂静，原以为听不到任何声音，结果听到自己血液循环与神经（耳鸣？）的声音。这个经验给予他的作曲哲学很大的启示：寂静(silence)，若定义为没有声音，那么寂静并不存在；而且无论怎么努力，我们无法造成寂静。必须重新定义寂静，幷非与声音的客观二分，而是注意力未转向或已转离、因而未受觉察的声音48。换言之，寂静不是听觉的，而是心灵的转换。另个转折点也在1951年，Cage的朋友Robert Rauschenberg发表了《White Painting》以及系列白色（或黑色）单色空白绘画的创作，Cage立即领悟，那不是个对象，而是看的方式，影子的空港(airports for shadows)，这触动了他必须完成「寂静」（声音的空港）的作曲，「否则我就落后了，音乐就落后了！」49
今日，《4’33’’》或许仍令许多人困惑，但在西方音乐史上已据有无前例的特殊位置，被认为是第一个完全解脱于意图性声音的音乐，代表着与美学传统的一个基进断裂，例证了Cage所谓「作品与环境相融合」(interpenetration)，「未受决定」(indeterminacy)的「机缘创作」(chance works)50。Cage的理念，赞颂者认为是开放心灵的音乐，松开作曲者控制的意志，解除自我中心的品味好恶，邀请人们注意珍听环境中的有声世界，无所表现而无所不表现的旷达。本文无法细论Cage的哲学，也无法细评Cage在音乐史的地位，倒是对于《4’33’’》的演奏条件与被认可的条件，有些社会学兴趣的评论。
《4’33’’》的演奏，特别是1952年的首演，很像是执行社会学「俗民方法论」的研究方案：在每个特定情境中，通常有相互的角色期待以及互动的规范，而精确选择违犯某些规范，会带来骚动不安，甚至瓦解这个情境，研究兴趣在于观察这个过程，以及人们在骚动的情境危机之中如何缔建临时规范。《4’33’’》引起骚动，因为违犯了音乐厅演奏的角色期待，然而这些期待与规范，是有其历史与阶级背景的现代状况（见II节）。十九世纪以来「高雅文化模式」音乐厅演奏的角色期待：台上表现的演奏者与台下丧失表现力的静坐听众，被《4’33’’》巧妙的翻转了：台上演奏者毫无表现的静坐，台下肃静了一个多世纪的听众开始疑惑抱怨，而他们被拨弄的情绪表现与噪音却成为这场即兴演奏的内容。试想，若搬到十八世纪原来就喧闹嘈杂的演奏厅，整场随意入席离席、招呼聊天的情境，或是换在一场向来期待噱头震撼的摇滚乐会情境，《4’33’’》构想的效果可能都大大不同。
《4’33’’》仍是一件音乐「作品」，甚至是「名作」。即便是Cage，对其作品的演奏者都仍然要求严格，对差劲的演奏者也有所批评。这是何以我说Cage是音乐文明深入「边荒」的拓荒者，实验音乐的约翰韦恩。他纵横边荒、媒介噪音，但是享有音乐文明授予认可的警徽与枪法。廿世纪作曲家之中，能够像Cage这样同时获得阿多诺、德勒兹、李欧塔几位挑剔的美学哲学家青睐的，恐怕没几人。就如毕加索，大胆借用非洲造形，表现逾越、造成震撼，却被誉为（西方）现代艺术的英雄。我们承认，Cage的实验骚扰了西方菁英音乐与高雅聆听的拜物性格。但恐怕也得承认，Cage在美学与音乐史的前卫地位，或许属于同样的拜物结构。噪音与音乐的遭遇、渗透，有无限可能的声态政略，有些被当作拙劣的模仿，有些被当作疯狂的愚行，有些或许造成一时的困惑，却终于受认可为不朽的前卫「作品」，其间的差别，或许在乐理之外，可以找到一些社会学的解释。
注释：
Michel Foucault (1997) "An Interview with Stephen Riggins," The Essential Works Vol.1, edited by P. Rabinow,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pp.129-130.
Roland Barthes (1985) "The Grain of Voice,"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 translated by R. Howard,New York: Hill and Wang, p.267.
Theodor W. Adorno (1992) "Music and Language: A Fragment," Quasi una fantasia, translated by R. Livingstone, London:Verso, p.3.
Cited in Barthes (1985: 267).
Hans-Georg Gadamer (1989)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Continuum, p.91.
"Language is the universal medium in which understanding occurs" (Gadamer 1989: 389), "Being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s language" (1989: 474).
Gadamer (1986) "Image and Gesture," The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74-75. 原发表于1964，Truth and Method出版于1960。
Adorno (1992), p.6. 当然，「像」(resemblance)预设了「区别」，同一的东西无所谓相像。
Barthes (1985) "The Grain of Voice," pp.267-277.
Barthes (1985) "Music, Voice, Language," pp.278-285.
Alfred Schutz (1964) "Making Music Together," Collected Papers, vol. 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p.159-178.
舒兹强调「相互调准频率的关系」是一种「我们」的经验，是任何沟通可能的条件。这个概念接近Erving Goffman所谓的「涉入」(involvement)。虽然Goffman认为对「涉入」要求的严格程度视情境而不同，有时候「涉入」的要求是彻底的、完全的，他调皮的点出了个 "all time-in"的例子：做爱。有人若怀疑，可以试试在做爱当中用遥控器打开电视看新闻。当然在现实中这是可能的，我曾听过一位女性的美国朋友抱怨她的中国男友这么做。Goffman (1974) Frame Analy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260。
Simon Frith (1998) Performing Ri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47.
舒兹曾以莫扎特《费加洛婚礼》最后一幕多组角色相互呼应又争鸣的复杂性来说明。Alfred Schutz (1964) "Mozart and the Philosophers," Collected Papers, vol. 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199.
Barthes (1985) "Music, Voice, Language," p.279.
Jacques Attali, (1985) No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 translated by B. Massumi,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21-3.
Mikhail Bakhtin (1984)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lated by H.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Norbert Elias (2000) The Civilizing Process, revised edition, translated by E. Jephcott, London: Blackwell.
Attali, pp.14-16.
Ibid., pp.47-51.
Ibid., pp.61-65.
James H. Johnson (1995) Liste
ning in Paris: A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31-2.
Ibid., pp.171-2.
Cited in ibid., p.195.
Cited in ibid., p.228.
Paul DiMaggio (1991)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 The Cre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Base for High Culture in America, "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C. Mukerji and M. Schud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ul DiMaggio (1992) "Cultural Boundari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The Extension of the High Culture Model to Theater, Opera, and the Dance, 1900-1940," in M. Lamont and M. Fournier (eds.) Cultivating Differences: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Attali, pp.75-77.
Ibid., pp.94-96.
Ibid.,pp.104-5.
Ibid., p.110.
Frith, pp.128-9.
社会学而言，商品音乐有别于宗教音乐与军事音乐的功能，也有别于「高雅文化模式」菁英音乐相对不受市场支配的自主性（见前节）。
Attali, p.105.
T. W. Adorno (1991) "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ening,"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p.52.
T.W. Adorno (1992) "Mahler," Quasi una fantasia, p.84.
在绘画与音乐，这个不对称逻辑是同样的：毕加索在绘画中夹带非洲假面与雕塑的形式（例如《亚维侬的姑娘》），表现某种逾越、传达某种震撼，被赞誉为现代艺术的前卫英雄。非洲人运用欧洲的形式，那是模仿、被同化、丧失传统；欧洲人运用非洲文化形式，则是创造、进步、包容的现代主义。
John Cage (1973) Silence: Lectures and Writings,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p.3。 原稿为1937年发表于 "Seattle arts society"的演讲。
Ibid..
Ibid., pp.3-4.
Charles Baudelaire (1964)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Mayne, New York: Da Capo Press, pp.12-15.
Andre Malraux (1978) The Voices of Silence, translated by S. Gilber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5.
T. W. Adorno (1983) "Valery Proust Museum," Prism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pp.176-7.
我出了四百元台币请两个儿子帮我作一天的研究记录，他们颇有兴致的一早开始笔记，但到了下午三点半进入东海别墅热闹的商店区，他们放弃了。
Cage, p.76.
Ibid..
Larry J. Solomon (1998) "The Sounds of Silence: John Cage and 4’33’’,"下载自http://www.azstarnet.com/~solo/4min33se.htm#1.%20Brief%20Description%20and%20the%20Premiere.
Joan Retallack (ed.) (1996) Musicage: Cage Muses, N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p.193, n.20.
Solomon, n.p., Retallack, p.121.
Solomon, n.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