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声乐有着数千年的长期历史积累，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艺术创造的结果。作为东方音乐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中国民族声乐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传统民族声乐的三大类别
　　
　　中国的传统民族声乐在它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包含了民歌、戏曲和曲艺三大类别。
　　我国民歌具有源远流长的优秀历史传统，民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是劳动人民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民歌是民族音乐发展的基础，它和民族音乐的其他形式互相影响、互相丰富、互相促进。我国民歌包括多种体裁和样式，主要有四类：(1)劳动号子；(2)山歌；(3)小调；(4)长歌及多声部歌曲。劳动号子是一种直接伴随着劳动歌唱的歌曲，有突出的节奏型特点；在民歌中，劳动号子占有重要地位，是民歌音调最早的根源和基础。山歌泛指劳动号子以外的各种山野歌曲，是人民在劳动生活中自由抒发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抒情小曲，音调经常是高亢辽远的，节奏常常是自由、散板式的；山歌的歌词常带有即兴性，它的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领唱与和腔等。小调，是我国民歌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一般地说，山歌就是“山野之曲”，小调则是“里巷之曲”；小调的表现范围非常广泛。长歌泛指一些结构长大的大型民歌体裁，主要包括风俗性长歌和长篇史诗歌曲；多声部民歌在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和少数民族民歌中更为多见。
　　我国的戏曲，是富有强烈中国特色的一种音乐、舞蹈、戏剧三者结合的综合体裁。中国戏曲的主要艺术特点在于它的声是音乐(唱和奏)或者音乐化的声(念)，它的容是舞蹈(舞和打)或舞蹈化的容(做)，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再配合舞台美术等其他条件，共同给戏剧的情节内容以优美动人的艺术表现。在我国戏曲中，既不是舞蹈管舞蹈，动作管动作，也不是歌唱管歌唱，说话管说话，更不是歌舞管歌舞，戏剧管戏剧，而是音乐、舞蹈和戏剧性紧密结合，构成一个戏剧整体。
　　我国说唱音乐的正式形成是在隋唐时期。宋朝是说唱音乐达到成熟的时期。
　　说唱音乐分八类：1．鼓词类；2．弹词类；3．渔鼓类；4．牌子曲类；5．琴书类；6．杂曲类；7走唱类；8．板诵类。在我国的说唱艺术中，文学的创作占有主要地位，音乐的主要部分是唱腔，它是描绘情节和环境、刻画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中心。
　　唱腔的结构原则是：1．基本曲调反复的结构；2．基本曲调板腔变化的结构；3．曲牌联缀的结构；4．混合的结构。
　　
　　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经历
　　
　　1919年的五四运动，唤醒了民众思想的解放，自此，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开始成为社会潮流，也使中国音乐文化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并由此使得中国开始有了西洋式的声乐教学，开始创作自己的艺术歌曲，甚至后来更出现了歌剧，尽管这些艺术形式在当时是稚嫩的，但毕竟向着现代艺术形式的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中国民族声乐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是在“五四”以后打下基础的，当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词曲作家和声乐作品。如肖友梅的《问》，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嘉陵江上》，黄自的《玫瑰三愿》，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聂耳的《卖报歌》、《大路歌》、《码头工人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等等，都有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优秀的歌唱家郭兰英从小就有深厚的山西梆子的唱功，从1946年起从事新歌剧的演出，她将传统的戏曲艺术融化到新歌剧演唱中，在《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白毛女》等剧中担任主角，她的演唱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9年冬到1950年初，新中国建立的初始，全国音协与中央音乐学院合办的音乐通讯部，提出了关于新中国唱法的讨论自此开始了广泛的土洋之争，这次土洋之争对新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欧洲传统唱法的逐渐影响下，我们的民族声乐在传统唱法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传统唱法的精华，不仅民族韵昧浓厚，而且发声方法更加科学、自然通畅。出现了如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郭颂，女高音歌唱家任桂珍、鞠秀芳等等优秀的民族声乐歌唱家。
　　20世纪60年代，中国音乐界一度出现了过分强调民族化，忽视西洋唱法的倾向。由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声乐艺术在当时还不很成熟，没有取得声乐界在学术上的统一认知，声乐教育领域出现民族化之争以及对西洋唱法的不同说法，所谓意大利学派、俄罗斯学派等，各执一端，客观上阻碍了声乐艺术的系统学习和发展。
　　1966年开始的“文革”危害也殃及到了声乐艺术领域，十年人为灾害致使原本根基就不牢靠的民族声乐几乎荒芜。解放后我国刚刚开始繁荣的民族音乐艺术事业落入低谷。但是，在这段非常时期，仍然脱颖而出了一些优秀的声乐艺术人才，像李双江、吴雁泽、朱逢博、李谷一、蒋大为等，他们之中有的在“文革”前已经走上了舞台，受到群众喜爱，其演唱艺术的高峰期是在“文革”的中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