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近年来颇不太平。有人送来封号，称先生为“圣人”；有人发出高论，说先生失败云云；家人还原鲁迅的良好愿望被好事者拿去鼓噪恶搞，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被偾事者偷为打倒先生的理由，写杂文的名人说“先生的文章写得实在不够好”，玩博客的写手则重弹起先生当政府职员为人生污点的老调调，似乎谁搞出莫名的解构，谁抛出奇诡的观点，谁玩出惊人的颠覆，谁就创了多少新似的。鸹噪之声，污水之溅，绝非一个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可以冷眼旁观得了的。

　　戊子清明，作为一名杂文时评的爱好者，想在网上祭祀中国的杂文先师鲁迅先生。网上烧不了纸钱，就把评论发上来，权当纸钱吧。

　　早年鲁迅有“一段官场岁月”，据说那已“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新派研究者发现了这段历史，像发现了新大陆，于是整理出《鲁迅在官场混迹14年，做官课……》来曝料于世。单这“官场混迹”几个字，就给先生脸上涂了个混官场的白鼻子。

　　鲁迅是怎么“混”的呢？文章介绍：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长逾14年。“海归”鲁迅先是赴南京任职，几个月里的工作是：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南北议和后鲁迅随政府北迁进京，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等(本节全引自“官课”一文，下引同)。

　　笔者愚笨，看这些材料，怎么也看不出“混”来。反而觉得，先生那“公务员”当得不赖。一是工作繁忙，比较劳累，不曾混薪水。即如研究者曰，“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明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头脑胀痛之意也”，可见不是混日子；二是工作质量高，既是填建设空白，又是打文化基础，确为中华民族之需要，没有混国家。可以说，鲁迅是对得起那个“饭碗”的。用“官场混迹”一词来状鲁迅的那段谋生生活，若非用词不当，就是贴主观色彩的语言标签，耸人听闻。

　　再以秩序而言，“考勤呢，只要哪天去簿子上补画上一个‘到’就是了”，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十点上班签八点到的那种郎当像，无疑是混了。然而，倘真是随便哪天去补画个到，又怎能如研究者所言，“鲁迅更多地是以人力车作为代步工具，按时上下班。他是如此守时，以致沿路店家看他的车子经过，就‘可以做饭了’，简直拿他做自鸣钟了”？补签自然像混，按时上下班则不一定在混，举例的材料这般自相矛盾，不但不能定混的性，反而显出研究者的牵强附会，治学不严。

　　鲁迅“混”得怎样呢？“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裳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诣过袁大总统)，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瞧瞧，当了“周处”，还晋诣过袁大总统，足见鲁迅“混”得很不错了。可惜，又是研究者自己推翻了自己：“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

　　大概这些“混”的证明不可能成立，研究者就拿经济问题作突破口了：1912年赴京后，5月至7月每月就拿60元津贴过活，但比南京任职期间靠30元“军用券”零花要活络多了。直到11月，才正式领到足额薪俸220元。到1925年8月，鲁迅月薪已达360元。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40元人民币来算，平均年薪约计11万元人民币。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有3.3万元。

　　翻出这些账目，无非想说明，鲁迅拿了北洋政府的薪水，数目很可观。但这有什么可非议的呢。当时的政府，是个推翻了清王朝和粉碎了袁复辟的共和政府，拿它的薪水，无论在道德层面或法律层面，都不为过；以家庭言，母亲需要先生的经济帮助，以个人言，不是贪污受贿，而是自己高质量劳动的正当报酬，干净得很。不厌其烦地抛出这份账单，大概想说明先生拿高薪水、坐人力车、吃包伙、很舒适，是个旧政府供养的既得利益者，并非人们公认的英雄吧；倘果有此念，那就不是客观研究，而是心术不正了。

　　先生的这“一段官场岁月”，研究部门和专家教授们，早有不少专著作过了相关的论述，且以此向学子们传授，并未有意无意地回避。笔者因此学而知之：1909年，先生从日本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的两级师范和绍兴中学教书，并写出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讽刺投机革命的卑劣。1911年2、3月间，先生应蔡元培之召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同年五月随部迁往北京，任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不久目睹“狐狸方去职，桃偶已登场”的复辟丑剧，感到失望，加之进化论和个性主义使他未能看到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于是就研究中国历史、整理古籍，读佛经、抄碑帖，在寂寞和孤独中“荷戟独彷徨”，探求着新的革命道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5月，先生发表了《狂人日记》，8月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对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先生写下了后来结集为《呐喊》的十多篇小说，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丰碑；同时写下了不少后来集为《热风》等的随感和杂文。先生运用文学武器，向封建礼教、军阀统治、反动文人和各种旧传统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后，先生又支持创办《语丝》，编辑出版《莽原》《未名》；五卅运动中，先生三次捐款，撰文驳斥各种诬蔑爱国运动的谬论；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先生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用杂文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的野蛮罪行，以至被章士钊下令免职，张作霖下令通缉。这些，就是鲁迅的那“一段官场岁月”，既是一段当处级佥事的官员岁月，更是一段文化革命主将初期的斗争岁月!“混迹官场”的研究者也列举了先生这段时间的书著，结语曰“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领域的地位”，语调淡淡，评价空空，与其渲染混迹的用语，诸如“无法想象鲁迅沉于下僚十余年”、“公务员生活的精彩”、“轻松地打发中午的一顿”等等，形成强烈的感情反差。研究者究竟是在研究，还是在泼脏水呢？

　　中国的作家中，没有人像鲁迅那样运交华盖，生前遭遇众多的攻击，生后还有不尽的亵渎。“官场混迹”的研究者或许以为自己发现了一段历史的空白，乃至创新地研究了一次，其实还是步了“有意研究”鲁迅者们的后尘，落入了非议鲁迅的巢穴。“正人君子”陈西滢当年就曾说过，“他现任教育部的佥事，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永彝做总长’，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他还大嚷”，因而将先生这段经历派作为“污迹”；一个名叫郑学稼的教师在其《鲁迅正传》中，专设一章“十四年佥事”来攻击非议，并干脆诬先生为“同流合污”；“官场混迹”的研究者似乎延续着“非议”的作派，过去有文章说先生拿“卢布”，新派研究者则计算出先生一共拿了3.3万元银元；过去有人说先生是“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新派的研究者则说先生“长期得不到升迁”“在官场里郁郁不得志”；身份不同，说法差不多，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有意找岔子，说坏话，泼脏水，要让鲁迅不是鲁迅而已。不过，“混迹官场”毕竟比“同流合污”中性得多，比“法西斯蒂”好听得多，这大概也是非议水平的一种现代化吧。

　　鲁迅不是不可以议论，但要议论得准确公正。先生拿着旧营垒的薪水革着旧营垒的命，无可厚非；民初教育部的佥事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毋须置疑。朱德元帅曾经当过国民军的军长，韩练成将军曾经当过蒋介石的中将侍从，前者从旧营垒里出来，后者在旧营垒里卧底，除了四人帮的诬陷外，没人质疑和非议过；八路军、新四军还曾穿过国民党的军装，用过蒋介石的军饷呢。何以鲁迅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官，至今还被人居货作奇、以售其私呢。当伟大被颠复为渺小、英雄被解构为平庸、戏说成为时尚、恶搞成为点击率和人民币时，孔子能无奈、庄子能愤怒，董存瑞、刘胡兰相信群众相信党，鲁迅先生也只好被人借借肩膀用用了。一个新的学术观点打响了，一个新的学术精英不就一鸣惊人、脱颖而出了么。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调张籍》)。同样，鲁迅文章在，鲁迅精神就会继续发扬，不是什么“还原”、“打倒”、曝料、可以弱化魔化的。当然，鲁迅研究是要继续深入的，但需要广泛深入地占有材料，认真深刻地读懂鲁迅，才能有所心得，有所创见。剑走偏锋可以，攻其一点不行；狗仔队不要当，窥私癖不要沾，有色眼镜不要戴；左道旁门还是少钻为妙，弄得不好，钻进了死胡同，或走火入魔，耽误了自己事小，贻误读者和后人那就是一种罪过了。鲁迅饭是可以继续吃的，但这碗饭实在不大好吃。

　　诚然，先生是人不是神，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弱点和缺点。作为一个鲁迅的研究者，作为一个杂文的爱好者，应当在阅读思考后，旗帜鲜明地爱戴、尊敬和维护先生，负责地肯定和宣传先生的贡献，客观地解读先生的为人，善意地分析先生的不足，对神化的做法予以澄清，对魔化的言行予以批驳，而不是故作艺术地打太极，故弄玄虚地泼脏水，故作惊人之笔地哗众取宠。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民族魂的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蕴含鲁迅精神。不管是研究才还是作者，都不能忘记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