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3月10日、11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举行讲座后，3月14日，梁文道携新书《常识》来到上海书城举行签售活动。自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以来，梁文道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曾任大学讲师、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电影创作人、剧评家、作家、环保权益维护者等等。《常识》是梁文道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为其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日前，记者就这本新书采访了梁文道先生。

    周报：请问您为什么把这本时政评论集取名为《常识》？

    梁文道：一说到《常识》，人们就会想到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常识》。我确实是在向他致敬，西方知识分子一直有种小册子写作传统，写得非常清楚浅白，去传达一种他们认为大家应该知道的事或者大家应该来关心的东西。这种写作的题材跟这种脉络我非常认同。第二，“常识”也是我写时评时常常切入的点，我们平常习惯的一套信仰、理念和价值观是值得怀疑的，值得加引号的，而不应该单纯地去肯定它。“常识”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这值得进行一种批判的活动。

    周报：时评是对新闻的快速反应，具有极强的时效性。时过境迁它恐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您选择出版时评，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梁文道：比如矿难发生之后你写了评论，它还会发生，而且发生得更多，这样的时评看起来好象有点价值，可以保留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些时评的结集和重新整理，能够找出一些比较后面的东西。什么叫做后面的东西呢？就是一些我们平常怎么去看问题，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处理我们跟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关系，以及背后的一些假设是什么，概念是什么。

    周报：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您提到“南洋中国”的概念，国家——民族——文化几个要素之间其实有很多种组合方式，而您更关注的当是“文化中国”那一部分，请问您怎样看待南洋华文文学？

    梁文道：南洋世界，包括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尼等等，最早到那里生活的华人，应该说是最早或者说最集中出现一种中华文化意识的一批人，这是历史研究容易忽略的一点。他们最早遭遇到其他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意识到自己的不一样，甚至要去捍卫自己的不一样，这是中国大陆本土不会有的想法。尽管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很肤浅片面，保留在海外的中华文化很粗陋，但很正式很宝贵，比如修宗祠修了几百年，对传承的观念非常重视。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们，面对“寒冬”、“落叶”这些固定的中文表达，其实很难想像出来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对于新一批成长起来的南洋人来说，中文一开始就是单纯的修辞，他们很清楚这是一种虚构，更能驰骋虚构的本领。以中文来写热带雨林、写与大陆迥异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南洋文学为中文注入新的养分，正如非洲作家用英语写作丰富了英语文学，从这个角度说，中文不是中国人所能垄断的，中文实际上有很大的潜能，它可以像英文那样吸纳进更多东西，丰富自己的表达。

    周报：这应该说也是您一直以来关注的文化多元主义、多元中国问题的一部分？

    梁文道：对。我们把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种族跟这个文化捆绑在一起，其实是把中国这个概念狭窄化了，也忽视了组成中国人身份的种种元素并不是天然有机地存在，而是历史形成的事实。把中国人身份中的各种元素分开来看，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组合。你可以不是中国人，但中文写得很好；你可以会说中国话，但是不会写中文。反思“中原心态”，反思多元中国的可能性，南洋世界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