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1966年6月出生于上海，籍贯江苏无锡。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

　　◎今年春节期间，由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先生主讲的蒙学经典《三字经》创下了一年来百家讲坛最高收视率，同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也高调以百万数(上下册各50万)出版了《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近日，本文作者与钱文忠进行了对话。

　　◎《三字经》实际上讲的是我们传统里面，大家达成一致共识，或者绝大多数人达成一些共识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些共同记忆。

很多人对《三字经》有误解

　　记者: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接触到《三字经》的?

　　钱文忠:很早，在我上学期间。我生在文革，家里的长辈教我的，基本上不解释，其实老家庭里面的教书方法，就是“背”，过去传统的人文教育都是以“记忆”为主。一般认为，在13岁之前就应该把“四书五经”都背下来，过去教书没有解释，它讲究的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因为你大了以后记不住了，所以它主要提倡早期的记忆。对我来说《三字经》是童蒙读物，但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是，从它产生到20世纪上半叶以前，它都是童蒙读物，但是20世纪上半叶以后，一直到21世纪大概它都不是童蒙读物，是被人忘掉的东西。

　　记者:《三字经》在宋朝就已经流传很广了吗?

　　钱文忠:没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说明，但是到了宋以后，特别是明朝肯定流传很广了。我是讲到明末。如果要讲完整版三字经，100讲都不止。

　　记者:《三字经》原文就1000多字，但你的书上下册加起来有几十万字了，是否有过度阐释的嫌疑?

　　钱文忠:不会。这个牵扯到怎么去认识《三字经》。《三字经》是童蒙读物，过去的童蒙读物对于童蒙教育基本上是强调记忆，不强调理解。实际上《三字经》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文化的一个关键词的集子。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讲，它是一个“关键词”，让你记住这些关键的事件，往往一个关键词背后有很多东西。我是用现代的阐释学手段，来讲一个传统的蒙学读物。

　　我没有任何的过度诠释，我甚至因为节目长度的限制，还压缩了。如果真要讲的话，几百集都可以讲，因为它的涵义太丰富了。比如刚开始的“人之初，性本善”，实际上牵扯到人性论的问题，要讲“人性论”可以讲很多。如果大家认为对这个有过度诠释，实际上是对《三字经》的误解。一个误解是认为它很简单，没什么好讲的；第二个误解是觉得我们都知道，你也犯不着去讲。我很少碰到有人能背到八句以后的，另外，对过去的童蒙读物都有轻视或者自以为是的轻视:“既然它是童蒙读物，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还用你讲?”实际上它是一个关键词的集子，就算一句一个关键词，它总共有三百多个关键词。

传统应该抽象继承

　　记者:那么《三字经》作为“关键词”是对儒家文化的总结和浓缩吗?

　　钱文忠:《三字经》所代表的传统也是传统中很小的一支，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化实际上不考虑藏族文化的，我们经常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三字经》实际上是儒家体系里的孟子传统，这一脉是主流，它浓缩也好，在南宋时进行某种程度的总结也好，这是一回事。

　　记者:现在，很多地方提倡幼儿读经，有学者反对说，现在读的“三百千”，压根不能算“经”，只是蒙学读物。

　　钱文忠:这话显然是比较外行的。因为《三字经》的“经”实际上是一种比喻，没有人说《三字经》是“经”，“四书五经”里没《三字经》，“经”实际上是强调它的重要性，如此而已。在《百家姓》，《千字文》来讲，过去主要是认字，但《三字经》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编排，有韵脚。《百家姓》、《千字文》也是有韵的。本来是个认字的东西，但在教你认字的过程中进行了有意识的编排，不像我们今天的认字是没道理的，应该说《三字经》的编排水准很高。

　　记者:现在南方很多小学都在搞读经的运动，你会让自己的孩子读《三字经》吗?

　　钱文忠:我不让他读。我从来不规定他读什么，他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走。

　　记者:作为一个父亲，我可以理解你的想法。我在读你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到，《三字经》中不断用大人成型的思想在灌输孩子。

　　钱文忠:这是传统教育的一种。对于传统的继承问题，实际上都只能“抽象继承”，这是冯友兰先生的原话。比如臣子对国君的忠诚，现在“国君”没了，但“忠诚”还是对的。如果你要认为传统的东西在今天都要有用，才去弘扬，那这种观点本身就是非常反传统的，很功利主义。有些事情它有没有用，是不好说的。传统的东西还是要尽量保留住，不要让它轻易地被遗忘。

　　记者:也就是说，传统作为思想遗产不能被遗忘，而实际效用则要谨慎了?

　　钱文忠:对。你现在去读《春秋》、讲《三国》、《论语》，你不能说它里面的思想今天都有用，或者说这里面的思想在今天完全没有过失，而是说它的一个精神价值。《三字经》实际上讲的是我们传统里面，大家达成一致共识，或者绝大多数人达成一些共识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些共同记忆。我们今天说我们是中国人，主要是因为我们怎么会认同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比如中国人绝对不会认为孝顺父母是不对的。这次诺贝尔的获得者钱永健先生，他就说“我是美国人”。中国历来区分人不怎么看民族，而是看文化。你接受我的文化，你就是中国人，实际上我们相互认同的最基本的东西，《三字经》里都有。

“我个人比较认同性恶”

　　记者:那么，《三字经》里会有一些与当下道德观念相矛盾的地方吗?

　　钱文忠:没有。比如三纲五常，“五常”历来没有人说不对的，但是批评“三纲”的人很多。《三字经》里的“三纲”是“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君臣之间一定要有道义，不是说谁为谁纲，那其实是孟子的思想，这个思想放到今天还是没有错。我们原来讲的“三纲”实际上是董仲舒这一套，孔子孟子都没讲过。我们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把“三纲”完全算到孔子头上，这样来反儒家的。所以我倒觉得《三字经》里确实没有与今天抵触的东西。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的人性非常有意思，一个是荀子的“性向恶”，一个是孟子的“性向善”。西方信仰性恶论，中国还是以性向善为主，弗洛伊德则认为，人性没有善恶之分。你怎么看这三种说法?

　　钱文忠:我从来没有对这三家作过任何评论，因为我觉得说不清楚，我个人比较认同于性恶，为什么?人是动物，人有动物性，但是动物性不一定都是恶，也有善的，根据我们的常识去判断，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带有很自私、不守规矩的倾向，我在书里就讲了人性在这一点上容易动摇。《三字经》我们并没有好好的理解它，因为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就很矛盾，你“人之初，性本善”了，怎么“性相近”呢?应该是“性相同”啊!所以《三字经》是很复杂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理解了，仔细看不是这么回事。

　　记者:一个读历史的人在书里写到，我们都爱向孩子传输“孔融让梨”的故事，一次，他到朋友家做客，一位小朋友就跟他说，你吃大的我吃小的。他心里就想:又一个伪君子培养成了。

　　钱文忠:这话不对，不能叫伪君子，因为后天的教育应该遏制人性当中的一些东西，动物性不能蔓延到社会上，伪君子是看到另外一面了，伪君子的本意还是君子，还是朝着君子的方向走，但是在走的过程中一个可能是没走全。首先你不能张扬人性当中恶的一面，如果这样，社会就没办法存在了，这就牵扯到“范跑跑”的很多观点，“范跑跑”的事情出来后，很多人赞同他是很可怕的，我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也不敢保证在这个时候我不跑，我甚至也愿意相信跑的人居多，但是你不能认为跑是对的，你出来宣扬了，我倒鄙视你了。其实“范跑跑”这种行为倒是伪君子。真小人随地吐痰，吐完就走了，伪君子说我随地吐痰是人格自由。

　　记者:“孔融让梨”的故事，你在书里也着重强调引用了梁实秋先生的话。

　　钱文忠:梁实秋先生的话很平和、通达。“孔融让梨”这件事，你不能因为孩子不让，你就去揍孩子，或是觉得孩子不好，但是有这么一个孩子叫孔融，曾经让过梨，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就这么简单，而不是说叫所有的孩子都做孔融，这是不可能的。

　　我也讲了，现在社会是倒过来的，孩子牙还没有呢先吃个最大的。有时候中国人的思维特别容易走极端化，你说不好，他马上就理解成坏，“不好”不等于“坏”，好多事情是有个中间状态的，《三字经》就特别平和，它里面讲到父亲应该怎么做，实际上是对父亲权威的限制。

　　《三字经》比较有意思，挺深的。我写的时候是控制地写的，电视上讲的也缩减了很多，因为你不能都讲，比如讲人性论，里面提到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分野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认为制度不重要，因为人都是善的，找个伟大人物跟着就好了。

文明程度有高低

　　记者:现在央视讲传统文化，学术文化界这些年对传统文化研究比较“热”，舆论有个基本的看法，就是“国学热”在持续，你怎么看?

　　钱文忠:我觉得国学没热。你得比较地看，相较于别的来讲，国学算热吗?我觉得事实情况谈不上“热”，相比较我们过去摧残国学的狂热来讲，今天的国学能叫热吗?我也不觉得国学需要热，国学在今天是需要一些人去守先待后，看护住一些东西，真正的国学在今天，小众性是很强的，必须有一些专业学者去看护，然后做一些通俗的阐释才能热。

　　今天的中国，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珍视自己的过去，这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不要再向西方学习了，好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只认同我们传统的价值。中国人很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因为这30年的发展的确很快。

　　记者:你如何看待儒学的转化?

　　钱文忠:这个问题没人说得清。东亚四小龙经济崛起了，因为四小龙都曾经有过儒学的传统，我们马上就想，四小龙的崛起是因为儒学吗?还是因为他们开放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别忘了，所谓的儒学复兴，是海外的一些学者先提出的，他们是少数族群，处于一种少数族群下，会把他们的价值高估。我觉得国学非常珍贵，但它有一个毛病，对法制的淡薄，对公德的漠视。它比较注重私德，不重视公德。

　　我一直有个观念，就是文化无高低，去比我们汉文化高还是其他文化高很可笑，但是文明程度有高低，我们在文明程度上是低的。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混淆文化和文明。中华文化很伟大，在文明建设上不用再学习西方了?1949年前的北京，大小便都是倒在门口的，城市下水道工程是西方引进来的。

　　我非常愿意去做一些国学方面的工作，但我绝对不是国粹学派。觉得本国的东西都是好的，洋人的东西都不好。

　　(王梦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