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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两位5·12灾难中出色的著书者约地震周年文章，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更想着眼于现在，写写现在的感受，以及灾后的重建。我表示同意。这也许应该是灾难纪念最积极的态度。灾难回顾，绝不应该是把旧伤口撕开，再让它滴血一次。即使不得不如此，它也要从中捡拾一些可以让饱受重创的人重新生活的希望与勇气。这两篇文章都传达了这样的意涵，同时也提醒我们，重新开始，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风照样吹过山谷 李西闽 （《幸存者》作者） 天上飘着细雨，我和易延端来到了银厂沟鑫海山庄遗址。站在废墟上，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和悲恸，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甚至怀疑我活着的真实性。我必须面对这个让我受难的地方，否则我一生都难以平静，这也是我这次四川之行最重要的目的，我来凭吊这片山野，凭吊那些死难者。 大地震时有四个人和我一起埋在鑫海山庄废墟里，就我一个人获救，那四个死难者生前对我都十分友好，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我内心刀割一般疼痛。他们的坟就在废墟旁边的那片树林里。上山时，我们带了香烛和纸钱，用来祭奠他们的亡灵。因为怕引起山火，我们就没有在树林里烧纸钱。我们在废墟的中央，点燃了香烛和纸钱。边烧纸钱，我边流着泪，还是有许多白色的蝴蝶在山野飞舞，我想，那些蝴蝶应该是死难者的魂魄化成的吧。 易延端安慰着我，让我不要难过，他说一切都过去了。他的声音很轻，看上去十分平和，我不清楚他内心是否也波澜起伏。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找来部队官兵，我今天就不能和他在这里凭吊了。因为救我，他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因此背负上“舍近求远救人”、“自私”、“不务正业”等罪名，远走他乡，到贵州一个偏远山区的煤矿里打工。为此，我的心无法安宁。那时我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就去贵州看他。在金沙县的一个小招待所里，我见到了他。第一眼看到他，我的眼睛热乎乎的，我们握了握手，相互笑了笑，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却说：“看到你身体恢复得不错，我就放心了。”他的脸黑了些，显得沧桑，宽厚的神情让我心痛。他是为了救我才背井离乡的，我怎么能不心痛！那个晚上，我们喝了不少酒，说了很多话。喝的是烧酒，说的是平淡的家常话，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场普通的战友的聚会。离开他时，是个雨天。他要回煤矿里去，我目送易延端的背影消失在雨中，心里酸酸的，眼泪却流不下来。我希望他很快地好起来。希望天下的兄弟姐妹都好好地生活。很多媒体记者听说他的事情后，要采访他，为他抱不平，他推却了。他说他的心已经平静，他不会说任何人的不是，能够渡过这么大的灾难，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我理解他，在理解他的过程中，我对这个世界又多了几分宽容。他的心是金子，温暖的金子。 烧完纸钱，我们坐在废墟上，良久无语，细雨打湿了我们的头发，打湿了这片山地，有清脆的鸟鸣声从林子里传来。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我做了些什么？我在噩梦缠绕的日子里，写出了《幸存者》。《幸存者》出版后，很多读者写来了信。他们感动，并且从书中获得了力量，也鼓励我好好活下去。善良而真诚的读者同样也温暖着我，使我度过了生命的寒冬。他们像我的亲人和朋友，用宽容和爱，让我重新获得生活和写作的勇气。我在给一个读者回信中说，哪怕世界上还剩下一个读者，我也会继续写下去，而且要写更多温暖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于是，我写完了长篇小说《救赎》。《救赎》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何国典跟随妻子杜茉莉来到了上海，在这个大都市里他经历了种种来自灵魂深处和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折磨，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救赎之路。这次来四川，恰好《救赎》出版，我带了些新书，要送给山里的村民，我多么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小说，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安慰，让他们早日走出灾难阴影。这是我淳朴的愿望，事实上，这里的人民要比我想象的坚强和乐观。无论如何，我还是想尽我菲薄的力量去帮助他们，为他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还是易延端打破了平静，他说：“西闽，你不要太伤感了，一切都会好的。”是呀，一切都会好的。经过灾难，我们都在改变，可以这样说，我内心已经没有了仇恨，仇恨是柄双刃剑，伤害别人的同时也在伤害自己。我甚至原谅了一切从前伤害过我的人，同时，我对在过去岁月里被我有意或无意伤害过的人，表示愧疚，希望得到他们的原谅，如果有机会，我会当着他们的面，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爱，只有爱，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 我们离开鑫海山庄的时候，有风吹过山谷，我听到了风的声音。这让我想起了去年“5·12”那天中午的情景，那时的风无拘无束地穿过山谷，许多蝴蝶在山谷里。（本文写于作者重返灾区的路上） 回望北川：生命的困局 阿建 (《在难中》作者) 作为5·12地震中损失最为惨痛的灾区，北川既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也是一道令人费解的难题。读懂北川的表情很难，理解北川的心情更不易。 这次经历提醒我，原来“理论上”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现实中是那么的真实而冷酷。那一刻我联想到了地震半年期临近时的董玉飞。紧接着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冯翔。 我跟冯翔初识是在 冯翔对未来有两大计划。一是再生一个叫“想墨”的孩子；二是写一本关于地震的书。另一位朋友诗人雨田也真诚地鼓励冯翔把北川的本土作家聚集起来，为记录北川地震做点事。冯翔当时明显被触动了，低头思索、点头称是。种种迹象表明，冯翔的心里正酝酿着许多希望。 我第一次实实在在看见北川人的希望，是春节前在任家坪北川中学附近板房区，屋檐下的腊肉和门楣上的春联，虽然简单但代表了北川人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受到感染，我的心情也渐渐开朗，并对未来充盈起乐观的想象。 冯翔的突然离去再次给了我一个沉重的提醒，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心灵重建对北川而言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冯翔出事那天我正在与国际美慈组织讨论在北川县贯岭乡开展灾害管理能力建设项目的事。听到消息当时就觉得头一晕，生怕自己支撑不住，于是决定提前回绵阳。正在这时贯岭乡书记董卓锴给我打来电话，说晚上想跟我聊聊，我先是有点犹豫，随即若有所悟，立时应允。晚上在绵阳高新区一家火锅馆见到卓锴，他说整个下午他都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没法坐下来。冯翔在他以前的一篇博文中曾说过董玉飞是“范本”。从卓锴的只言片语中我感觉到，冯翔今晨的做法不无模仿玉飞的地方。他选择的方式以及他给哥哥冯飞的留言，让卓锴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他哥哥董玉飞。 “其实他应该想得开的，他时不时还给我发点短信笑话相互开导得嘛！”卓锴说。 “就是一念之差，看来他还是没有从失去儿子的悲伤中走出来。”这是我的理解。 说这话时，我的心里陡然生出一份担忧。卓锴的儿子、妻子遇难，哥哥遭遇不幸，他心中的伤痛，不亚于冯翔。卓锴肯定察觉到了我的担忧，他说：“你放心，我不会那样做的……因为我还有一份责任。” 我明白，他说的是哥哥董玉飞离去时托付给他的照顾父母的责任。卓锴说这话的确让我放了心，因为我知道卓锴是条汉子，为了承诺他肯定会选择坚强。地震时卓锴任白什乡乡长，他曾庄严地许下了四个承诺：不因自己的指挥失误造成一人伤亡；保证活着的乡亲不再受伤和挨饿；只要白什乡有一户人没有住进自己的房子就不离开白什；为了心爱的儿子不再喝一口酒、为爱妻守孝三年。卓锴一一兑现着他的承诺。然而，用坚定的信念支撑自己是一回事，给自己的情绪找到安顿又是另一回事。我担心，正如许多正在承受着旁人难以体会之痛的北川人一样，坚强的卓锴也没有走出由“情绪困结”和“感知错置”编织成的生命困局。要不然，坚强的心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变得不堪一击，重拾希望的生命为什么会再次陷入无解的困局？ 正如北川当初的“孤城自救”，在心灵重建之路上北川也在努力自救与救人。灾难除了教会北川人坚强与互救，还教会了他们宽容。在冯翔的追悼会上，他哥哥冯飞真诚地请求人们不要再追问那个“您”是谁了，并祝“您”好好保重，走出灾难阴影。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这份宽容，也不一定相信那份真诚。但我曾在许多北川人身上见证过这种宽容与真诚，我因此相信。 “在难中”的北川人教会了我们什么呢？一位颇具宗教情怀的朋友说过一句令我十分感动的话：我们不应该要求“在难中”的人们对我们心存感恩，相反，我们应该对“在难中”的他们心存感激，因为是他们用自己的苦难教导了我们如何“善待自然”、如何“善待自己”以及如何“善待他人”，他们是我们的导师。 冯翔追悼会上最让我感到心酸的一个场面，是卓锴与《在难中》里的两位主人公——学好和海清一道默默随在人群中向冯翔告别。从这几位大男人坚实的背影中，我读到的却分明是弱小与无助。 心灵重建的北川渴望理解，陷入困局的生命需要善待。地震中有一首歌曾深深打动过我： “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有爱的地方，就有天堂。” 多一点爱，为了那些正在升起的希望，让北川别再“独自飞翔”！（本文写于四川绵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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