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链条：期刊缺经费——收版面费——建立“小金库”——增加版面——论文公司出现——论文质量下降

　　7月初，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学术期刊与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但与会的不少学术期刊的主编却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学术不端的问题，痛斥抄袭剽窃、捏造数据、一稿多投等行为，同时又为国内一些学术期刊滥收版面费的行为而痛心。

　　学术期刊能否把学术不端挡在门外？这些主编都希望自己主持的刊物能做到这一点。

滥收版面费导致“水货论文”比比皆是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列举了两组数字：一方面，据教育部的不完全统计，仅“九五”和“十五”期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共发表学术论文300余万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万部，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约7000次，参加国际会议20万多人次；而另一方面，在2007年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1962种期刊中，涉及中国问题和中国研究的期刊只有11种，其中只有两种为中国大陆地区学术机构创办和主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水准有待提升”。

　　多位与会的学术期刊主编认为，近些年国内社科方面的学术论文数量不断增加，但水平却有所下降，尤其是一些学术期刊滥收版面费，同时也降低了对论文水平的要求，导致“水货论文”比比皆是。

　　“据说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是国际惯例，可这样的国际惯例在中国有点走样。”《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直言，版面费的存在是引发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学术月刊》主编田卫平则梳理出一个学术论文的利益链条：学术期刊缺少经费——收取版面费——编辑部建立“小金库”——增加版面，季刊改成双月刊，双月刊改成月刊，月刊改成半月刊，还不时“增刊”——论文公司应运而生——枪手操刀，论文质量下降。

　　田卫平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的学术期刊对待来稿大致有5种情况：一是不收版面费，还给稿费；二是有些文章给稿费，有些文章不给稿费；三是不收版面费，也不给稿费；四是有些文章给稿费，有些文章收版面费；五是所有文章都收版面费。

经费不足不应该成为收取版面费的理由

　　据了解，国内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因纸张、出版及发行费用急剧增加，绝大多数科技期刊财政上都有亏损，且数额日益增大，有相当一批期刊濒临倒闭。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总编辑游苏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正是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部承担了“科技期刊发表论文是否应该收费”的调研课题，而且最终中国科协也采纳了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部的建议，出台了《［1988］科协学会发字039号文》，建议各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游苏宁称：“这一决定，不仅惠及当时的许多期刊，而且为如今学术期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了这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建议各学会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通知》，《通知》称，“各学会的学术期刊是各学科领域全国同行共有的论坛和财富。在经费问题上，除受托承办单位给予支持外，还应该争取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收取论文版面费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因此，建议各学会的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不过，《通知》也强调，“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形式出卖版面，使期刊质量受影响。”

　　“自然科学类的学术期刊早就开始收版面费了，之所以大家没什么意见，是因为课题经费中就有这一项；而社科类的课题经费少，没有专门用于发论文的经费，所以大家的意见就大了。”田卫平认为，学术期刊实质上是一种学术垄断资源，而版面费其实就是一种权力寻租，“中国的学术期刊是审批制，而国外的学术期刊是登记制。”

　　有意思的是，与会的几位社科类学术期刊的主编一致反对收取版面费。

　　“有学报为了生存的需要索要费用，也有作者想发表文章而自愿出费用。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坚决反对。”《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程郁缀说，“如果这个学校没有经费力量，那你的刊物就少一点，办薄一点。”

　　“近年来，有关部门要求学术杂志走市场化道路，给的经费越来越少，甚至断粮。学术期刊自谋生路几乎不可能，因为单靠订户很难生存。”仲伟民也很清楚眼下一些学术期刊的生存环境，但他表示，现在国内很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不收版面费，“因为这些杂志追求的是学术质量，而不是经济利益；恰恰是一些学术水平很差的杂志要收版面费，这些杂志只看钱而不看学术质量，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

　　《复旦学报》(社科版)主编黄颂杰也表示，杜绝版面买卖应该成为学术期刊人的职业准则。

　　“有人说大学学报是垃圾，这个观点有点片面，因为很多重点大学的学报还是坚持很高的学术水准的。”仲伟民认为，目前国内的学报分化现象比较严重，他认为这个现象是可以改变的，“学校要给充足的经费，让主编和编辑们专心去抓学术质量。”

　　现有状况难以改变，怎么办？

　　田卫平认为，既然要收取版面费，不如干脆由暗变明，明码标价，在物价局和工商局登记，而且收取版面费的期刊应该公布版面费账目收支情况，明示版面费去向，这样也便于管理和监督，“否则版面费上交了还是在内部发奖金了，还是进了刊物的小金库，没人知道。”他强调，即使收取版面费，也不能降低文章的质量，“不是交钱就能发”，否则就是“把国家给予的权力滥用”。

“导师署名在前的文章大多都是学生写的”

　　如果一个年轻的作者将一篇学术论文投到《学术月刊》，编辑部在审读后感觉文章选题适合于该刊发表，会主动与作者电话联系，弄明白他过去是否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如果说发过，我们就会把文章调出来看看，这样大体上知道他的学术经历，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田卫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假如这是他的第一篇论文，我们就把文章里的一些关键词放到百度、谷歌里搜一下，看看有没有相类似的文章出现过。”

　　确认以后，作者会接到编辑部的第二次电话，询问导师的一些情况，然后编辑部直接与导师联系，再次确认作者的学术背景和投稿情况。“我们会多和作者沟通，如果是抄袭别人的文章，作者一般都很心虚，相反如果是自己写的文章，谈起来都会胸有成竹，滔滔不绝。”田卫平说。

　　而如果碰到一些导师署名在前，学生署名在后的文章，《学术月刊》的编辑则会更加谨慎，“我们会直接给导师打电话询问文章的写作情况，如果大部分内容是导师写的，我们就比较放心，而如果导师都不知道，我们就非常小心了。”田卫平坦言，一般情况下，导师署名在前的文章，除了少数文章外，大多都是学生写的，“如果是导师自己比较得意的研究成果，很少会带上学生。”他们对这种投稿尤其谨慎。

　　事实上，对国内几家知名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来说，新作者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稿源。

　　“我们主要刊发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论文，选稿标准比较高。”仲伟民解释，“硕士生以下的作者发表概率极低，博士生的文章发得也极少。这么做并不是歧视，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稿量比较少，只能优中选优。”

　　程郁缀则表示，主动约稿在稿源里占很大比例，“我们主要向非常了解的学者约稿。”对于来稿，“一看水平不够，就直接退稿了。”

　　《学术月刊》也拥有相对固定的作者群，“我们熟悉作者的实力和前期的研究成果，他也比较珍惜自己的声誉。”田卫平说。

　　相对固定的作者群给了几家知名刊物应对学术不端的底气，但全国有2000多家水平参差不齐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让学术不端入侵的漏洞仍无处不在。

　　几位主编都提及，编辑审稿辅以检索是目前学术期刊应对不端行为比较有效的方式。仲伟民透露：“近几年，我们通过这样的途径已经枪毙过十几篇文章了。”随着学术“测谎仪”——“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面世，人们对技术层面消弭学术不端充满了期待，但技术手段仍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利用计算机技术、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对明显的抄袭有作用，对精致的抄袭则作用有限，但有总比没有好。”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国家创新基地副主任叶继元说。

　　叶继元表示，学术期刊能认识到并主动承担反对学术不端的责任是值得肯定的，“目前不少质量较好的期刊都在强调学术期刊首先要规范，如建立健全匿名审稿制度、制定署名规范和引文规范等。严格说来，只有同行专家评审的期刊才是学术期刊。”

　　“但是也不能完全依赖专家。”黄颂杰说，“专家和编辑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网络上的文章全部都看完，脑子里也不可能完全记住。”

　　叶继元则指出，国外匿名评审很花时间，“一年审两篇就很不错了，他们也有问题：专家很难找。”在国内也同样，叶继元做过评审，“给半个月时间，但是评审论文几乎跟指导一篇论文一样，很花时间。”不过，叶继元观察到，虽然国内建立匿名评审制度遇到诸多问题，但是做出尝试的期刊仍在坚持。

学术期刊质量评价成难题

　　回溯学术期刊的功能，田卫平认为，学术期刊对学术成果的推介展示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权力和公信力，“如果学术期刊的‘质检员’为了一己之私，对众多粗制滥造的学术产品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个学术期刊的学术资质就该打个问号了。”

　　“前些年批准创办了一大批学报，其中相当一部分学校并不具备相应的学术研究水平。”仲伟民认为，这也是社会上产生“学报垃圾论”的历史原因。叶继元告诉记者，2770种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中就有1000多种学报。

　　“而最近这些年刊号又管得很严，即使你有很强的学术实力，也难以申请到一个刊号。比如清华、北大、复旦这些著名大学都有很强大的学术研究队伍，多办几本学术杂志都是没有问题的，质量也完全可以得到保证。”仲伟民表示，清华大学学报申请学报的英文版，近4年了还没有批下来。

　　管理体制上一刀切带来学术期刊的困局：质量评价难以确立，淘汰机制更加难以形成。

　　“期刊质量评价是个很敏感、复杂的问题”，叶继元说，“新闻出版总署几年前就讲从质量上来评价期刊，不合格要吊销CN号，但始终没有正式实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质量评价比较复杂，“但这个工作不做，其他一些相似的评价就会取而代之”。

　　目前对学术期刊的评判有核心期刊评价、来源期刊的评价，这些评价主要是文献计量学的评价，也辅以专家评价。叶继元表示：“这些评价跟质量评价有一定的关系，甚至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但绝不能取而代之。”田卫平则认为，在自律观念还没有成为期刊从业者道德操守之前，“完全套用国外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的机制，既容易被一些弄虚作假者利用，也容易使一些安分守己者对所谓的科学指标产生怀疑。”

　　叶继元介绍，他所在的人文社科评价基地正在努力探索一个可行的评价体系：“专家评价为主，文献计量学评价为辅。这是目前相对比较好的方法，工作量既不是很大，有操作性，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少数精英专家评价的主观性、随意性。这样一个相对合理的评价体系，包括评价目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要逐步建立健全起来。”

对学术期刊的管理不应该一刀切

　　“大多数期刊，非名校的期刊、中小型学校的期刊，生存的确比较艰难，经费不够，质量不高。这些刊物的订购量很少，基本上是自编自看。我们有个统计，8年来有的期刊一次都没有被引用过，当然可能被阅读，这个状况很堪忧了。”叶继元表示，“要重点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它的效益和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

　　“今年年底，各个大学出版社都要完全市场化，有关部门也在催促学报市场化。”仲伟民说，“对学术期刊的管理，不应该一刀切。”

　　叶继元认为，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改革要分层次，“有一些期刊，纯粹学术的，偏重理论研究的，原始创新的，代表我们国家学术水平和实力的，已经有了一些知名度的，不能完全市场化，三五十种，财政由国家包下来，专门搞学术，经济上不用考虑；还有一些，应用型的学科，像管理学、会计学等期刊，不妨试着推进市场化。”

　　“要提高学术期刊质量，其根本当然是我国整体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叶继元分析，从管理角度看，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原因，“外部主要是管理机制的问题，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行的。内部主要是编辑部、编辑自身的问题，为什么在现有条件下有的期刊办得好，有的则不行？可见有主观因素。中国不缺人才，关键是处理好管理制度的问题，当具备了外部条件后，内部因素就非常关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