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在家中书房查阅资料（1996年3月4日摄）。新华社发

　　毫无迹象，这位“世纪老人”就离我们远去了。

　　还记得先生曾说，“我年届耄耋，慢性病颇有一些，但是，我认为，这完全符合规律，从不介意。现在身躯顽健，十里八里，抬腿就到。每天仍工作七八个小时，论文每天也能写上几千字。毫不含糊。别人以此为怪，我却颇有点沾沾自喜。”

　　也记得他说，“从1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一天。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

　　这，只当是先生的笑语。人们还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先生走了，我又到哪里去找这样博识，这样慈悲的老师呢？师恩如父，我无以回报。”师从季羡林先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说。

　　“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2006年感动中国的颁奖辞成为我们追忆先生的引子。

　　在北大人心中，那是一位平和、朴素的师者。

　　“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在先生家里，帮先生处理一些事情后，先生常常让我跟他一块吃饭，那时先生家的老祖还在，那时还有师母，几位长者，都是一样的和善，一样的慈祥。”王邦维教授回忆。

　　“上世纪90年代，每次我在公众场合遇到季老时，他都会主动走过来跟我交谈。一般都是年轻人找老先生，没想到老先生会主动走过来跟年轻人握手言欢。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提携年轻人，改变他们的命运。”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告诉记者。

　　那是一位经历世事沧桑，不停寻找并实现着生命价值的老人。

　　“很多人都把他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来看待。这是因为他学问渊深，地位崇高，但也跟他最近20年的写作与言说有直接关系。除了专业做得很好，季老还走出来，对年轻人给予尽可能的支持。另外，他的散文集《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等，都透露出他对现实的关注。”陈平原教授说，“季先生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之外，还对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时刻关注，季老的这一特点，令人钦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5级本科生李玉磊说，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品格。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常年笔耕不辍，把自己对人生、对知识、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写在了一本本书中，这些用心写出的文字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那是对亲人，对朋友，对国家总是怀有真挚的感情的人。

　　“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思考的总是，中国怎样能够强大，中国的学术和教育，怎样能够进入世界的前列。几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问我的，主要还是外面世界学术的新动态。”王邦维教授说。

　　“某种意义上说，季老是20世纪到21世纪转折点上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已经超越了“专家”所能达到的边界，是一个有文有学、有血有肉、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读书人’。”陈平原教授说。

　　在清华、在先生曾经就读的济南一中，大家都沉浸在悲伤之中。

　　尽管季先生久已离开清华园，与季先生同辈的学者也大多驾鹤西去，但清华对季先生深厚的情感似乎有着天然的机缘。清华的很多学者都说，季羡林先生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学界泰斗，他的逝世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季羡林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有着深深的清华情结，非常关心学校的发展。他是清华大学的杰出校友，是我们的荣耀，清华师生将永远怀念季羡林学长。

　　季先生曾经说，“我所欣赏的人生态度，是道家的一种境界。正如陶渊明诗中所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一段诗，先生说，他一直很喜欢。先生自己，也常常吟咏。如果是这样，先生也许走得是安心的。”王邦维教授说。

　　一位文化的守望者去了。这个夜晚，我们心该是不平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