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海外汉学家，我们读书很慢，我们知道的东西比你们中国国内学者少多了，但我们有一点好处在于：我们是站在外面看一个东西，跟你们站在里面看，角度不一样，我们提供旁观者的视角。

　　1967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UCSB)，30岁的白先勇站在讲台上给台下寥寥几名美国学生讲授中国文学课程，英国文学系的一名大二男孩小心翼翼地迈入课堂……自此，这个加州男孩的人生开始与中国文学紧密相连。

　　这是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的一个人生片断，至今他依然清晰地记得，他接触的第一首中国诗是唐代诗人王维的《鹿柴》。

　　事有因缘。白先勇结缘于艾朗诺，其后艾朗诺结缘于欧阳修、苏轼与钱钟书。

　　作为西方汉学界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多年来，艾朗诺出版了研究苏轼与欧阳修生平及作品的著作《苏轼的一生：言论、思想和行为》、《欧阳修的文学作品》，他还对《文心雕龙》、古代音乐、美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广探讨。

　　1998年，在西方汉学界对钱学依然一片沉默之际，艾朗诺迎难而上，选择研究钱钟书，他字斟句酌地苦啃钱钟书的《管锥编》，并将其选译为英文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书名为《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

　　在《管锥编》选译本的前言中，艾朗诺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翻译的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学者撰写的一本关于文学与思想的随笔，艾朗诺使用了一个marshal(统驭)来描绘钱钟书对于语言收放自如的杰出调控才华。当然，艾朗诺也表达过他的遗憾，他认为《管锥编》虽是钱钟书对于文学研究的最高峰，但“仅在中国国内得到认可，在国际上仍未得到相应关注”。

　　不久前，艾朗诺在上海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访问，这也是艾朗诺首次接受中国大陆媒体的专访。艾朗诺言谈和蔼，普通话带有台湾腔、京腔，语速很慢，停顿很多，他常要花一些时间以选择中文词汇以达意，必要的时候，英文单词总是会活泼地蹦出来。

　　时值今日，跟《新民周刊》记者谈及30年前的导师方志彤与钱钟书两位先生在哈佛大学那次难得的促膝闲谈，艾朗诺的眼神悠远，依然专注而充满深情，那个时刻，两位先生思想的激荡，绚烂如夜空的烟火，身为旁观者的他只觉：妙不可言。

　　艾朗诺的夫人，美籍华裔陈毓贤女士(SusanChan　Egan)，从1978年春至1980年秋面聆洪业先生(号煨莲，字鹿岑，当代杰出史学家，曾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1946年春赴美讲学后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自述生平，1980年12月洪业先生逝世后，陈毓贤出版了英文版《洪业传——季世儒者洪煨莲》，其后中文版面世。

19岁时跟随白先勇始习中文

　　《新民周刊》：你还记得你读第一首中国唐诗的感受吗？唐诗中究竟有什么地方打动了你？

　　艾朗诺：1967年，白先勇老师送了我一本《唐诗三百首》，那年我19岁，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读二年级，当时我学的是英国文学。那时我刚刚开始学中文，读一首中国唐诗也很困难。

　　我还记得我读的第一首中国唐诗是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当时我觉得，诗中的那个意境很吸引我，非常之美，与我之前所读过的英文诗歌风格完全不一样，我就一头扎进去了。

　　《新民周刊》：听说你跟白先勇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文，你们之间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交往经历？

　　艾朗诺：我第一次学中文是跟着白先勇老师学的，白先勇先生对我来说，是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我觉得我一直很幸运，当时我只是一个19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想学一点中文，当作玩儿一样嘛，然后我就跑进中文课堂听中国语文及文学课程了，遇到的老师就是白先勇。白先勇非常热情，当时是很年轻的白先勇，他也才30岁，我遇到他时，他从爱荷华大学毕业到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才一两年。

　　我的中文名字就是白先勇帮我起的，取音译，我很喜欢。当时和我一起上中文课的美国人不多，我依稀记得那时如果一门中文课程有八九个学生来上，那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可完全不同了，现在(UCSB)每年第一年选修中文课的学生超过100个了，足见中文教育在美国经历的改变是何等巨大。

　　其实我在开始学中国文学时，就已经起步晚了，学得很困难，钱钟书先生15岁就开始读《古文辞类纂》等大型选本，为一生治学之始，而我快20岁时才认得第一个汉字，那就是“一”……其实学汉字应该从孩提时就开始，所以我到今天读书、写字都非常慢，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学习中文。

　　《新民周刊》：在你19岁开始学习中文时，你的家人理解你吗？

　　艾朗诺：他们当然不懂我在做什么！而且当时他们也觉得学中文是很没有用的事情，对于我学中文，他们不太高兴。《新民周刊》：在你的求学生涯中，哪些导师对你产生过深远影响？

　　艾朗诺：1971年，我顺利地进入哈佛大学念书，继续研究中国文学。

　　我在哈佛大学最主要的导师JamesHightower　先生(中文名海陶玮，哈佛大学专治中国文学史的老一辈专家)与方志彤先生(AchillesFang，钱钟书读清华大学时的同学，方志彤曾译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们对我今后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JamesHightower先生研究过贾谊的汉赋，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接受哈佛燕京学社派遣来中国留学，他对中国非常了解，日本侵华那时，JamesHightower先生也曾被日本人关进过监狱，坐了两年多牢，之后他才回到美国。方志彤先生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离开了北京，一直在哈佛，他也曾在哈佛燕京学社做事情。

　　1976年，我获得哈佛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我的毕业论文是以《左传》及先秦叙述形式为题；1977到1983年，我在哈佛大学教授中文。

　　《新民周刊》：1987年，你为什么会离开哈佛大学去加州大学教书？

　　艾朗诺：因为哈佛大学跟其他大学不一样，年轻副教授没办法留在哈佛一直升任教授，尤其如果你是从哈佛毕业留校的，你可以在哈佛任教8年，但8年之后你要离开，因为他们不可能让你一直升到教授，所以当时很多年轻学者就自己选择离开哈佛了。那时全美国只有哈佛这样子。

　　今天美国几乎大大小小的高校都开设了中文课程，现在很容易找到教授中文的职位；但上世纪80年代可不像今天，当时全美国的大学如果一年能有2至3个中文教职，就很好了，所以哪里找得到工作就到哪里去，我记得当时我的母校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正好有一个教授退休，空出来一个教授中文的职位，所以我马上就回到加州大学了。我做过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8年的东亚系系主任，上世纪90年代，我做过5年系主任；2002年到2005年，我又做了3年。现在不做了。

“钱钟书就像一瓶香槟酒”

　　《新民周刊》：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天才的存在吗？

　　艾朗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天才的话，那就是钱钟书先生。

　　《新民周刊》：你眼中的钱钟书先生是怎样的？

　　艾朗诺：1979年，那一年发生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在中国出版了，还有就是钱钟书与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注：1979年4月至5月，钱钟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访问，大受欢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钱钟书先生，他那时没有做正式的演讲，就是跟大家随便聊天，但是钱钟书先生给人的印象很深刻。

　　钱钟书先生似乎任何语言都会，一下子，他的英文、德文、法文……都跑出来了，而且他非常非常地幽默，很精彩。那时有很多出名的中国学者一起来的，但是大家突然就觉得，钱钟书跟其他中国大陆学者完全不一样！他很与众不同，只有他英语非常非常流利，他喜欢时不时地makejoking(开玩笑)，不仅仅用英文，还用德文、法文，甚至用拉丁文逗我们笑，我们都觉得他太不可思议了。

　　我的一个哈佛同事就说：钱钟书就像一瓶香槟酒，没打开香槟时，先把瓶身摇来摇去，等到你扭开瓶塞的时候，他“砰”地一声，就全部蹦出来了！钱钟书就是这样。(笑)

　　后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开始专心研究《管锥编》，先读后译。方志彤先生并没有让我以后去翻译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但当时我选择研究钱钟书的《管锥编》是因为，《管锥编》是钱钟书最“博”、最有学问的、最重要的著作，我想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读。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1947年出版)当然也很有学问，但《谈艺录》是年轻学者的作品，而《管锥编》完全是一个成熟学者的作品。

　　我开始做《管锥编》翻译工作时，曾托人写信向钱钟书先生询问是否可以选译《管锥编》，钱先生说可以。后来这项工作整整花了我5年工夫。从1993年到1998年，我都在研究、翻译《管锥编》，那时我当然还要去教书，除了给学生上课以外，我所有时间都用在翻译《管锥编》上，尤其假期时。

　　1998年，在钱钟书先生去世的前几个月，我翻译的英文版《管锥编》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记得那是夏天的时候，那时钱先生已经病重住院了，我就马上寄了一本我的书给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请她让钱先生过目，后来杨绛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把我的书带去医院给钱先生看了，还念了几篇给他听，他很高兴。

“宋代文学就像一个宝贝”

　　《新民周刊》：就学术研究而言，你早期主要是研究苏轼与欧阳修，这中间有一些机缘吗？

　　艾朗诺：因为当年在美国，研究中国唐代文学的人已经比较多了，可是关注中国宋代文学的人还比较少。这些中国出名的宋代作家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我越读，我就越欣赏。我在哈佛大学时，选择研究他们。当时我也认识了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JamesT.C.Liu，全球宋史领域顶尖专家之一，1919-1993)，有过长期的交流。

　　《新民周刊》：你最欣赏的欧阳修、苏轼的文学作品有哪些？

　　艾朗诺：(两眼放光)很多很多！包括诗、词、散文……不同的文体我都很喜欢。这么优美的语言，我当然会去背诵。

　　《新民周刊》：有人曾评价，你在研究苏、欧二人时，你关注的是苏轼天马行空的才气与欧阳修创造的多样性的奥秘，你赞同吗？

　　艾朗诺：你可以这样说。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苏轼、欧阳修写出了不同文体的作品，他们作品的意境与感觉会跟随着文体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我看来，写诗歌的欧阳修和写宋词的欧阳修，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而写散文的欧阳修又像是另外一个人……对这类情形，我是感兴趣的。

　　《新民周刊》：你认为你研究的中国宋代文学，具备一些现实意义吗？

　　艾朗诺：我不认为学术研究就需要有很明确的现实意义，文学史的重要性，大家都已经承认了，何必要另外去找寻它们对于今天的现实指导意义？！宋代文学就像一个宝贝，它们就像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今天不必讲它们还要有什么实际用处，你从美学方面来欣赏它们，我觉得这已足够。我欣赏美的东西。

　　我现在已经在开始着手一个新的研究topic(课题)了，我开始写一本书，关于中国宋代女词人李清照。

　　《新民周刊》：你笔下的李清照有什么特别之处？与中国学者相比，你有哪些不一样的视角？

　　艾朗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研究的李清照与中国学者传统所认定的李清照很不一样。我对中国传统历史下的李清照持有一些新的critical(批判)观点来研究，我觉得李清照在中国被过分理想化了，在中国，李清照已经被变成了一个cultural　icon(文化肖像式的人物)了。

　　我觉得李清照非常非常有趣，但是她并不是一个cultural　icon。尤其最近几年，有关于李清照的书籍出来，我觉得是不够critical(批判)，尤其如果写到李清照与她的丈夫赵明诚时，中国有太多著作就像在写小说一样，甚至有点像花边新闻了，诸如，李清照写一首词，总是会被解读为她是为了如何怀念赵明诚……我认为，这样的角度与解读过于狭窄，没有经过好好地思考李清照当时真正是怎样的。

　　《新民周刊》：关于李清照，你有一些最新的发现吗？除了她写的词究竟是否仅在怀念赵明诚。

　　艾朗诺：譬如，李清照的许多词是后来过了几百年以后到明末时期才发现的，只有一半是可以被证明是李清照在世时亲笔写下的，那今天很多学者将这二者混为一谈了。

　　而根据我的研究，后来明末时期才发掘出来的那20多首作品，很可能不是李清照写的，而是别人模仿她的手笔所作。我认为这样的考证并不困难，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哪些作品是明末发现的、哪些是宋朝李清照的真迹，这很容易弄清楚，可到目前为止，这个疑点还是被很多学者所忽略。

　　同样，李清照最著名的散文《金石录后序》还是被大多数人联想成李清照与赵明诚之间的美好婚姻，但我认为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李清照有她自己的写作目的，她不是那么天真的，她不仅是怀念赵明诚而写这篇散文，她另外有一些目的。我认为，人们把李清照理想化、简单化了，她的作品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我希望到时候我的书出版后，你们能够看到一个更为立体的李清照。

“我们提供旁观者的视角”

　　《新民周刊》：我知道，目前你和宇文所安等海外汉学家一起参与写作《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目前你们上卷的进度如何？

　　艾朗诺：事实上《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上卷我们已经写好了。参与这本书的海外学者很多，比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n，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负责的是中国唐代文学部分，我负责中国北宋文学部分，奚如谷(StephenH.Wes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及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负责中国元代与明代文学部分……这本书正在准备出版，很可能将在2009年正式出版。宇文所安也告诉过我，《剑桥中国文学史》开始安排翻译成中文了，中文版会在晚些时候问世。《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下卷则由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孙康宜教授负责。

　　这件事情不容易做！因为这是第一本用英文来写关于中国文学的通史。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告诉读者很多基本的中国文学历史史实；另外，我们也希望能给读者以区别于传统中国文学史的全新视角与看法。两方面都要兼顾。

　　比如，我负责撰写的中国北宋文学部分中，我首先会侧重从作品出发去关注诗歌、宋词、散文部分，不过这次我还会收录一些通常被中国传统文学史不太注意到的笔记文学作品。在文学家方面，我写了很多人，除了注重最负声名者以外，我也会写到第二、三等作家。

　　《新民周刊》：我们也关心，你和你们的团队将会用怎样的一种角度去还原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学历史真相？另外，《剑桥中国文学史》会不会因为参与的汉学家太多而造成风格迥异？

　　艾朗诺：这是一种很特殊的topic(课题)，我之前都没有写过这种general(总的)文学史，我宁可一个个作者逐一写，所以这次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体验。我写完北宋卷，历时一年多。

　　我并不是吹牛说我们写得如何好，但我们也许有一些新的看法跟你们不一样。作为海外汉学家，我们读书很慢，我们知道的东西比你们中国国内学者少多了，但我们有一点好处在于：我们是站在外面看一个东西，跟你们站在里面看，角度不一样，我们提供旁观者的视角。

　　《新民周刊》：能谈谈你的夫人陈毓贤女士(SusanChanEgan)吗？她是否也算是你的中文老师之一？

　　艾朗诺：我的夫人Susan是在菲律宾出生、长大的华侨，我和她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相识的。她也在研究一些中国历史问题，《洪业传》出版以后，她还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周质平教授合写了一本新书，今年3月份出版，是关于胡适在美国的女朋友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1885——1971)的。韦莲司女士是很有艺术天赋的画家，Susan研究出很多韦莲司女士的事情。

　　Susan不会教我学中文，因为她的英语要比我的中文好很多，我们习惯于用英语交流。我在家没有说中文的权利，会被她笑话的。(笑)

　　《新民周刊》：你的孩子会继续走你的学术之路吗？

　　艾朗诺：我有一个女儿，她今年28岁，读的是心理学专业，刚刚博士毕业，目前也在大学教书。我女儿可不敢学她老子的学问，至于她的孩子学不学中文，我就不能替她做决定了。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中国文学真的很美。(实习生陆阳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