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复旦大学爆出招收高中学历三轮车夫蔡伟读博士的新闻。其实,江苏省也出现过不少类似的“破例”。经过寻访,记者追踪到几位曾幸运“破格”且事业有成者。从他们的成才经历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曾经“倒数第一”的发明家 出生于1982年的胡铃心,从小就对航空航天和发明创造有着浓厚兴趣。从初中开始,他一边看航空航天方面的书籍,一边动手制作航模,中学阶段有十几件作品在各类科技竞赛中获奖,其中有3项发明是国家专利。高二时,他独立完成的创新设计方案“21世纪空天飞机”,获得了首届福建省创新设计大赛的第一名。 2001年,胡铃心参加高考,三个志愿都填南航。但由于高考时不巧发高烧、流鼻血,成绩一向不错的胡铃心没能发挥出正常水平,最终距福建省本一线差8分,比南航在福建的分数线更差到50分。 南航获悉这个情况后,首先考查了胡铃心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并召集了一个由航天专家组成的评审团,传阅了他那篇一万多字的创新设计方案。教授们认为,该论文从论点到论据有很强的专业程度和前瞻性,不少航空专业的大学生都无法望其项背。首批获得自主招生权的南航决定,破格录取胡铃心。 进入南航飞行器设计专业学习的胡铃心,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以倒数第一成绩入学的他,很快适应了大学生活并一头扎进了基础课学习。第一学期末,胡铃心的学习成绩就跃居全班第二,此后连年获得奖学金,最终以优异的专业成绩获得南航本硕博连读资格。而他的创造才能也得到充分施展。我国第一架微小型可控扑翼飞行器、新概念无人直升机、多面手太空线缆系统、“超飞一号”空天客车…… 大学期间,胡铃心先后6次获得国家级科技竞赛最高奖。他领衔的迅杰创业团队还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多家外国公司表示了投资意向。 高中学历当上南大博导 “没有南大的破格聘用及支撑,也许我不会有现在的学术地位。”与远在韩国做访问学者的许结联系上时,他这样告诉记者。如今,许结是中国辞赋学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专业负责人,而他的学历,至今还是“高中”。 1957年出生的许结,念到小学三年级时发生“文革”,学校里就没书可读了。1970年,初中一年级的他随父亲被遣送农村劳动。1975年起,他到县城做了4年的工艺雕刻。1979年回到南京,在南京六中先后做木工、仓库保管员、教务员、教师。 “在南京六中时,许结的学术研究已经崭露头角。我们看到他潜力不错,就聘过来做资料员。”南大文学院姚松书记告诉记者。 从1984年起,许结的南大中文系资料员工作一干就是5年。然而,“只要能够尽情看书写作,一切无所谓了。”5年里,资料员许结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读书》上一篇接一篇发表着论文。1989年,南大破格将许结聘为教师。“因为他非常努力,研究成果颇丰。”姚松说。 终于像父亲一样踏上了大学讲台,这一年许结32岁。一年后,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汉代文学思想史》出版;4年后,南大聘他为副教授;2001年被聘教授。“当时评教授的要求非常严格,最起码要硕士学历,实际参评者一般都是博士学历。”姚松回忆,“但许结以他的科研能力、教学水平说话,他在辞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相当突出,著有10余部著作,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 150余篇论文,‘教授’称号当之无愧。” 2002年,只有“高中学历证明”的许结成为博士生导师。 “我研究古典文学,既受父亲的影响,又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南大有气度,看到我的成绩,让我登上了讲台。”许结感慨道,“不过,现在是制度化的社会,因此即使破格,也要有考核机制。” 希望,往往在绝望时产生 1995年,卓立考进南京工业大学。“当时录取我的是机械专业,但我对哲学更感兴趣,中学时就想学哲学,没想到大学上了工科。” 因此一进大学,卓立就想着转专业。但他的想法在当时要实现非常困难,因为还从来没有先例。卓立就一边学习本专业,一边自学哲学。“这是一条艰辛的路,机械专业要求特别严格,课程非常多,我坚持了一个学期,但到第二学期再也难以为继了。”卓立回忆。 于是,卓立开始缺课,并继续打报告要求转专业。所幸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得到了许多老师的帮助。“像蔡老师、彭老师,都主动替我去奔走,我真的要感谢他们。” 其实,老师们一开始以为卓立是不想学习的学生,因为他总是逃课,学校准备处分他。通过了解,老师们觉得卓立相当不容易,便试着为他开辟一条更适合他的学习之路。 大二上学期,卓立终于成功转到工商管理专业。“这属于文科专业,自学空间比较大,我也相对感兴趣一些,因此就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本科毕业后,卓立考到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这次他坚定地选择了哲学专业。硕士毕业后他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考到华师大读博士,研究方向是历史哲学。“研究哲学要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有爱好才能坚持。我现在的专业和兴趣爱好完全吻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自得其乐。”卓立说。 现在,高校转专业已经比较容易了,而卓立当时却是先行者。在卓立看来,不可能所有人都按规格培养,有的人可能超出范围,而这种超规格恰恰可能是社会进步的良性推动力。“人才的兴趣、实际的创造力其实更重要,考试却可能压抑他。因此,制度一定要留下通道,让特殊人才有一个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