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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王锦悌站在他绘制的崇山村鼠疫受害情况 示意图前。本报记者南香红 摄
1997年，王锦悌(左)在日本作证。(王选提供)
王锦悌。本 报 记 者南香红 摄 一个人死了，一段鲜活的历史也消亡了。生前，王锦悌用伤残之躯、一人之力踏遍义乌市几十个村子，制作了一份有姓名、有家庭、有证人、有证据的鼠疫死亡者名单；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经历了一场比抗日战争还要漫长的诉讼，执着地要求“日本国”恢复历史事实，还受害者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但他直到死也未盼到正义和道歉。 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死亡 同日清晨，中国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王锦悌在孤独中死去。经过14年的对日诉讼，在向世界反复控诉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罪行之后，王锦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他死得无声无息。 王锦悌享年75岁，他的死使崇山村对日原告减少到13人，在30名状告日军用鼠疫作为战争武器的原告当中，17人都在漫长的诉讼和等待中无望地辞世。而剩下的13人也大多是蹒跚老者，时日不多。当年原告团的180名成员，现在已有一多半逝世。 细菌武器与核武器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核武器的受害者，却在日本举国上下的努力下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施暴者得到了应有的谴责，而细菌武器的受害者却鲜为人知，至今讨不回公道。 中国细菌战受害原告团团长王选有一次在日本广岛的原爆纪念大会上发言说：“ 而王选没有想到的是，王锦悌的生命竟然也在 6岁那年目睹一个村庄的毁灭 1940年，日军731部队南征，开始了对中国的细菌武器攻击。根据日军支那派遣军作战参谋井本雄男作战日记记载，731部队对浙江省各地进行了至少8次相当规模的细菌武器攻击，其中中国发现并掌握证据的有3地3次：衢县、宁波、金华，方式是用飞机播撒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 “啼饥号寒，哭声震天”，“空前之浩劫”。1943年3月，鼠疫传染才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去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坟墓累累。 在崇山鼠疫大流行时，王锦悌还是一个6岁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村里的抬棺人，由他抬出去的死于鼠疫者达80多人，而王锦悌5岁的弟弟和他的叔叔都死于鼠疫。而崇山村死于鼠疫者达400人。 伤残老农和他的受害者名单 王锦悌不但是一名细菌战受害者，也是对日诉讼的发起人之一。 早在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在义乌拉练时发现了当地流行的鼠疫与日军投放细菌有关，王锦悌就给部队带路，参加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初步调查。而当日本和平运动人士森正孝前来崇山村调查时，王锦悌也是崇山村最初配合调查的成员。崇山村细菌战村民调查委员会成立后，王锦悌成为调查委员会里的骨干，并成为崇山村的第一批原告。 王锦悌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一条腿在战争中受了伤，走路总是跛着。每天早上，70多岁的他要去田里照顾庄稼，然后回家给老伴和儿子做饭。老伴是残疾人，40多岁的儿子是智障。忙完这些事后，他再跛着脚去忙细菌战调查的事。 在崇山村从事细菌战调查工作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王锦悌在其中算是一个能人，当过兵、有素质、通事理，加上曾是部队距离测量员，会画图，能测算，崇山村最基本的受害者调查就是他一家一家跑出来的。第一步的统计做完，他把名单贴在村头的墙上，让村民们一家一家来对，之后再修改。最后他再画出来一张受害示意图来，这张图被作为崇山村受害的证据递交到日本法院，同时作为永久的纪念立在崇山村村头的山墙上。 因为是要拿到法庭上去的证据，因此对受害者名单的要求极其严格，姓名、家庭、证人、证据一样都不能少，因为时间的长久而模糊了的东西要反复进行核实，从崇山村受害情况调查再扩大到义乌市的受害情况调查，王锦悌这样一个70多岁的老人，靠两条腿跑完了整个义乌市几十个村子，搞齐了一份1240人的鼠疫死亡者名单。 而数千名记者的采访，也都是王锦悌带领，沿着村里的石板路带到各家各户去。 跑路跑得太多，那条伤腿就更疼。有一次他对王选说，自己跑义乌那份千人名单时腿疼一直不好：“身体跑白稀了(垮了)，就是感觉没有力气了。”在送王选走的时候，王锦悌怎么也不肯进屋，要一直看着王选走，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王选说他的样子，就像一只疲惫的老狗，充满了哀伤。 “这些本应该由机构、学者或者更多的专业调查人员来完成的战争受害调查，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怎么都落在一个70岁的老人身上？！他没有经费，没有交通工具，没有可以帮助他的人！”王选说到这里非常愤怒。 向日本追讨“人的尊严” 王选记得王锦悌还戴着种田的草帽，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衣和解放鞋，脸上皱纹又黑又深。在日本东京站坐新干线时，很多日本人过来打招呼。“王锦悌的一双手是典型的抓粪的手，是怎样洗也洗不干净的。指甲全部都翻翘，手背上开裂着口子。日本战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农民了，每个人都干干净净的。他们看到王锦悌，说像是看到了电影里描写的战前的日本农夫。” 他们一行人被分成3组，前往横滨、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静冈等城市进行演讲。 从来没有上过讲台的王锦悌，演讲时很害怕，但他必须把他所经历的历史告诉日本听众。他试着用并不熟悉的普通话讲，但紧张得根本组织不起语言，王选便在旁边鼓励他用义乌话讲，并想象自己在向日本的农民讲话，王锦悌这才找到了说话的感觉：一个中国农民向日本农民说一说在自己的家乡发生的悲惨事情。 诉状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 这次审判，原告们正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 法律的根本是正义和真理。 这次审判将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 裁定战争犯罪，实现对受害者的赔偿正是法院的崇高使命。法院必须全面接受原告们的要求，证明历史事实，伸张正义。 对于王锦悌来说，他不懂得人权这个词的含义，但他懂得用鼠疫杀死普通的民众是一种极恶。 2001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细菌战诉讼进行第二十七次开庭，也是一审最后一次开庭，王锦悌作为原告站在法庭上向法官陈情，那时他已经完全不害怕了，他说他感到的是愤怒，他要把那愤怒吐出来，为了崇山村400多死于鼠疫的人们。 比抗日战争还要漫长的诉讼 从1997年提起诉讼到2005年，细菌战诉讼共进行了9年时间，这场比抗日战争还要长的诉讼，消耗掉了王锦悌生命中的最后一点精气。 从腿疼不好，到一只手不会动，再到查出癌细胞扩散到脑部，只有5个半月，王锦悌便撒手而去。 2004年，记者到崇山村采访时，在村头遇上他，一个满脸皱纹的黑瘦老人迎上来，递上一张皱巴巴的名片，然后端着一张充满笑意的谦卑的脸，随时准备回答记者的任何提问。收到一个农民的名片还是第一次，所以深刻到记着那上面写着：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团原告 王锦悌。 在村庄的最高位置，一片青黑色的飞檐下，刷出鲜红的一块，上而写着九个黑色的大字：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这些字是王锦悌刷上去的，那么高，不知道那么大年纪的他是怎样爬上去的。这个70多岁的农民，就这样发出了他自己的声音，给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印出了一张鲜红的名片。 2005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经过41次开庭审理后，承认了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全部事实，但同时宣告中国的原告们败诉。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原告再次败诉。细菌战诉讼走入了僵局，在日本通过法律途径伸张正义的道路走到了尽头。 亲历者仍活在战争创伤和贫困中 “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将日本侵华战争后许多遗留问题都显露了出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因此有了现实感。大家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使历史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锦悌只是战争受害的一个代表，在他背后是劳工、慰安妇、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731部队人体实验、毒气弹的受害者们，他们的个人权利直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才被关注和提及，而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道歉和赔偿。 王锦悌的生活状态也代表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衰老而贫困。 和王锦悌一样，许多战争亲历者将带着内心的战争创伤和身体的战争伤痛死去。 “我可以带着他们打官司，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贫困。抚慰战争创伤，让他们安享晚年应该是全社会的事。”王选说。 而王锦悌的死，又预示着一段鲜活的历史的渐渐消亡。“修补战争历史黑洞，抢救战争记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说这是必须在10年之内快速进行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细菌战诉讼结束，细菌战原告团的使命也宣告结束。为了不让这股民间力量散去，王培根、王锦悌等人想成立一个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以民间组织的名义谋求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途径并继续进行受害调查。但是这个民间组织申请了数年仍然没有获得批准。 在这个一直得不到批准的细菌战受害者协会里，王锦悌是常务委员，可惜的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等到一个正式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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