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被指“学术造假”的风波还没停息，便传来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学界泰斗同日辞世的消息。人们禁不住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担心跟随大师们一同远去的还有扎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学术身患“顽疾”，造假成风，谁是幕后推手？拿什么拯救？

症状 学术造假成“顽疾”

　　如今，学术造假者的胆子要多大有多大。某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在个人简介中所列的77篇论文，被指“全是对某位科学家、某段科学史或国外某种思潮的介绍，任谁找几篇参考文章都写得出来”。某校汉语言学院副教授剽窃宋史研究专家周宝珠教授20多年前发表的论文《略论吕惠卿》，竟然“长达1.1万字的正文只字未改，仅把注释括号由圆的改为方括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感叹道：“学术造假在今天居然成了一种风气，并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他告诉记者，现在学术造假的形式、手段、层次比起以往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些名校教授，甚至一些校长、院士也参与其中；抄袭还是小儿科，冒充挂名的现象更令人担忧。

诊断一 评估机制亟待改进

　　最近，刚从厦门大学退休的易中天把大学比作“养鸡场”：“现在的大学采取量化管理，规定老师们从讲师升为副教授，要发多少篇论文，从副教授升为教授，又要发多少论文。在这样的制度下，大学里的老师变成了母鸡，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发论文了。”

　　岂止是老师，据笔者了解，不少高校有将研究生学位与发表论文数量挂钩的制度，比如硕士毕业需要发表1篇，博士毕业需要发表3篇，再加上一连串的限制条件，比如必须刊登在A类、B类核心刊物，被SCI、EI等世界著名文献检索系统收录，恰如易中天戏谑的“大学中还规定母鸡下蛋要下在什么地方”，结果是不“生蛋”则“滚蛋”。如此“量化考核”，求“量”不求“质”，难免导致学术浮躁。

　　有需求就有“市场”。一位在校研究生揭开其中门道：“现在的‘论文代理’很多，版面都可以买，他们不定期地在学校BBS上登小广告，从一般刊物到核心刊物，多达几十种，要价从每版150元到2000元不等。”

　　对此，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葛剑雄教授认为：“中国的学术放之世界，论文数量是增加不少，质量却并无明显提高，盲目追求数量上的一流，恶性竞争也自然而生。”他指出：“考评学术的数据可以有很多，比如引用次数，而我国只求‘量’的学术论文有很多是从没被引用过的。我们最需要的是建立更为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诊断二 要“打击”更要“建设”

　　“在国外，学术造假代价太大，根本没什么人动这个脑筋。”一位英国留学生告诉记者，国外的学术规范让人如履薄冰，“不仅学位论文，就是平常的课堂报告、课程论文在引用他人内容时都要注明出处，否则放入庞大的论文库中对比检索，只要有一个短句抄袭都会被标示出来，受到零分成绩、取消学位或者开除学籍的处分。”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式的“隔靴搔痒”的处分方式。据某高校教务行政人员透露，学术造假行为一旦出现，有关部门首先考虑的一定是怎样保全脸面，能瞒则瞒，只要上级部门不追究，往往都从轻处理、内部处理。况且，就目前的法规来看，也没有明确制裁学术造假行为的条例，造假者大可不必担心受到法律责任追究。他点出关键：“造假的成本和代价都很低，而收获不少，何乐而不为？”

　　在葛剑雄看来，“打击”诚可贵，“建设”价更高。他说道：“老师犯错，应该严惩不贷；对于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出现的不严谨之处，则应以教育为主，逐步帮他们树立学术规范。”

诊断三 沉住气把持住自己

　　颇为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身陷“抄袭门”者，多半顶着显赫的光环，或是教授、院士，或是校长，而且在剽窃案中，大多是他们的学生执笔操刀。方舟子告诉笔者：“学术造假”事件频出，与科研教育体制的一些弊端有关，官本位的体制导致学术评估权力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他们没有能力或没有精力对学术成果做具体的评估，他们会数论文的数量，却不看科研工作的质量，从而刺激了各种各样的浮夸、造假。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承认学术体制的漏洞，却又指出：“人心是比体制更让人担忧的！”当学术造假如洪水猛兽般扑来的时候，杨扬说，“每个人能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把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