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商量，我只查一个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不必来回填条换书，太麻烦了。其实那时候我年纪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或者搞破坏。这种监视让我觉得异常尴尬，很不舒服。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本来，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等于瞎耽误工夫，翻了一本没用的书，时间就报废了。

　　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碰见过一个美籍华人居密，她是国民党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她说她去南京找材料，借书麻烦极了，借档案就更麻烦，结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我深有同感。我们手续太麻烦了，如果书库能随便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虽然不是所有书都仔细看，可是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如果不能进书库，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指导观念有关。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图书馆。按理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证件都没有，可并没有人查问，书库照样可以进。图书馆从清晨开到夜半，只要你有精力，可以从早干到晚，而且它的条件非常好，里面有沙发，旁边就是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继续，那你一天能收获多少？而且里面那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港台的书、大陆出版的书，报刊、杂志，几乎都有。可是我们这里呢？国外的书看不到，港台的书也看不到。我在历史所的时候，借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期刊，得写个申请让党委特批，谁愿意去找那麻烦？这等于我们在思想上自我封闭了。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怎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先天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

　　我们那时候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其中我有兴趣，而且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比如Apollo，关于美术史的，里面插图非常精彩——其实学校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还有一本杂志，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介绍很多古典音乐。有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讲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nig（《魔王》），那是一个德国民间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医生，晚上风吹得很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魔王出现勾引那个小孩，后来那个小孩就死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诗，可是一直没找着，看见那本杂志上有，赶紧抄了下来。这些条件后来就再没享受过了。我在历史所那么多年，牌子也是“中国科学院”，按理说条件应当很丰富，结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候。

　　那时候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事馆里的阅览室可以随便进，一般只有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殷勤，还给你倒一杯茶。1939年秋天，就在我离开贵阳的前两天，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开始了。英国领事馆里有各种英文的报纸杂志，当时我们对战局也很关心，常过去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伦敦画报》）报道战局，有很多照片。1940年6月，法国投降，希特勒占领了巴黎，戴高乐跑到英国继续打仗，叫作“自由法国”（后来叫作“战斗法国”）。其实戴高乐在法国地位并不很高，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人物，不过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术观念很有名，认为未来作战主要是机械化的机动战，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挖个深沟，拥有机关枪把守敌人就过不来。二战时大规模使用坦克，可以到处跑，所以打的是运动战。德国打败法国以后有个“海狮计划”，准备过海打英国，先是大规模地轰炸，每天都是几千架飞机，连续轰炸了三个月，伦敦的居民都住在地铁里，那些情形《伦敦画报》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图画。当时英国只有八百架战斗机，数量上远远少于德国，可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喷火式spitfire，一种飓风式hurricane，性能非常优越。而且英国还有一种秘密武器是雷达，在“大不列颠之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德国终于没有能过海。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阅览室里看到的，一方面增加了实事知识，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就吸收了许多现代报刊的应用英文。

　　六、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从前都是用硬币，比如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如铜板，不过都很麻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非常脏。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全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国民党当局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进行改革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币制改革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从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不过打仗的时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在外边自己租个小房子，还有的是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北大历史系的汪?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世，恐怕是今天难以想像的。

　　前边提到过，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也是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正当年的时期，可他简直衰老的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二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就脑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就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还有音乐片，像讲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New Wine），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他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啸山庄》，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蝴蝶梦》（Rebecca），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那时候的好片子非常多，里根的电影我看了几部。当时他是个二流演员，用京剧的行话来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当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 Flynn配戏。

　　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附带说一点，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电影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如Laurence Olivier（奥利维尔）、Vivien Leigh（费雯丽）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战，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文娱生活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七、兼职做教师

　　从1939年到1944年，对我是最困难的几年。抗战前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时候，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质量不错，而且可以敞开吃，1938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也是五块多钱，至少都是细粮。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非常之差，有点像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期间吃不饱的光景。人的胃口毕竟有限，粮食定量就意味着限制你的口粮，西南联大的时候虽然没有定量，可大家都过去抢，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一直到1942年，我在外面可以找个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1943年读了研究生以后，我就在中学里做兼职教师，每月工资已是数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只要不养家活口，生活还算过得去。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有的学生迫于生计，平时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较低，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愿意用。

　　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做中学教师，只有工学院的例外，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后来他出国了，王浩就接手在那里教。当时不但是学生教，连联大的老师也在中学里兼职。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里基本没间断过。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气比我大得多了，本来就是名教授和文学家，当然应当比我高明得多，所以我并不觉得泄气。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当局知道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还特别给他一间房子，虽然现在看来也不觉得怎样，不过在当时就非常了不起了。

　　八、恋爱？

　　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老一辈人和我们当时的年轻一代有很大不同。五四的那一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比如钱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对古代根本是怀疑的，可另一方面，他们的旧学根底都非常深，其中也包括了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办，后来又讲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就另外找人结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虽然后来也另外有人，除了韦莲司可能还有别人，但他不愿意伤他母亲的心，始终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虽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来包办的夫人还在，算是家庭成员。

　　到了我们那一代，学校里没有规定学生不可以结婚，不过事实上不可能结婚。书还没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么维持家庭？“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神至圣。”（郭沫若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但我们那时候真正谈恋爱的人毕竟是少数，结婚的更是少有，总以为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般都是参加了工作，到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多岁才结婚，而且很少有人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女同学结婚的就更少了，或者结婚了就中断学业，做家庭主妇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本小说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多次，所以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少认识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学里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但结婚了，还和人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哪有女同学随便跟人同居的？后来我在联大见到有学生同居，大都是东北的。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国破家亡，那些同学流亡在关内，自己没有安身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这样。一个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写在里边，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假，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九、“天人交感”下人生观的转变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读的是哲学，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来就吐血，身体非常虚弱。那时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过没有检查出来，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别人传染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别人，这都不知道，没有隔离，也没有药，等于自生自灭。

　　后来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细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个人失血不很多的话，没那么严重，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一般都是因为窒息，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那时是非常难过的，我很有体会。而且我得肺病还有个特殊经验，只要天气一变，比如忽然风雷交作，我就感到气闷压迫，开始吐血。有位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天人交感’。”《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故事，武则天的时候屡兴大狱，抓起人来就用酷刑。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结果出来以后能够预报天气。别人问他：“怎么会这么灵？”他说不是他灵，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立刻有预感，所以预言非常准确。我想这是对的，我当时也是这种经验，天一变就能感觉到。

　　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我们一起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可惜了。他们那么年轻有才，如果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绩，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多是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发挥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英国十九世纪有两个重要诗人，Browning（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一般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高明，可我当时的感受是，Browning的诗歌虽然气势雄浑，但缺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这一点上，Tennyson似乎更胜一筹，也更加让我着迷。Tennyson中年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怀念》（In Memoriam），怀念他死去的朋友，写得非常感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及宗教信仰，而他之打动我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就是“畅论天人之际”。再比如，Tennyson八十三岁去世，他的最后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几乎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候赶上大雾，船出不去，直到中午雾气散尽才驶离港口，Tennyson联想到自己八十多岁了，人生快要走到尽头，驶离此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界线，之后，就可以见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这些诗我读过之后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欣赏这种人生观，觉得这才符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后来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Robert Winter做我的导师。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念好，因为我主要的兴趣不是文学研究，只是那些诗对我的思想有启发，觉着非常有会于心。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学位，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1945年至1946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