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素园,安徽霍丘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六月十八日,逝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生前系未名社主要成员,译有果戈理中篇小说《外套》、俄罗斯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他的英年早逝,为中国文化界留下一段遗憾。 在韦素园的墓记上,鲁迅写道:“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1]也许短短几行文字还不足以表达先生心中的惋惜之情,于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的《文学》月刊第三卷第四号上鲁迅又专门撰文纪念,以排忧思。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散着愁怅情绪的文章,我们今天才能于脑海中形成一个依然有些模糊的韦素园的形象。 鲁迅与韦素园相见得缘于翻译,当时鲁迅正编印两套小丛书:《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前者专收创作,后者专收翻译,二者都由北新书局出版。然而时风偏爱创作不喜翻译,所以《未名丛刊》显得格外冷落,偏偏韦素园愿做这寂寞之事,希望把国外文学介绍到中国来。于是李霁野将韦素园推荐给鲁迅,哪想到这个韦素园“野心”大得很,他居然一接此任就私下和李小峰商量要把《未名丛刊》从北新书局移出,自己组织一批人马建社单干。此事最后竟也成了,于是社名就袭了丛刊的名字,称为“未名社”。 在鲁迅最初的记忆里,未名社不过是破寨中一间窄窄的陋室,而韦素园则是“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往着文学。”[2]与未名社其他成员一样,他也是“笑影少”,所以往往给人留下很难交往的坏印象。当然,认真做事的人笑容总是少的,加之活在一个百忧并至的时代里,有志气青年总会多些火气,况且韦素园走得也太早,远没有活到应当豁达些的年龄。 笑影少,不讨人喜欢还是小事,关键韦素园还有个致命的缺陷:“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故而“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3]一九二五年八月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北洋政府下令停办该校,易名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九月新校长林素园带着军警走马上任,韦素园对此厌恶之极,甚至在给鲁迅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4]在社内他又因压了向培良的稿子与高长虹吵得不可开交,此事在阅历丰富的鲁迅眼里未免有些太激动了,因为“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5]然而韦素园却很认真,不但写信给鲁迅详述原委,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想到这份“愚”来,鲁迅不禁会长叹一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6] 果不其然,扛着如此多的忧患,人很快就垮了,只留下一些作为先驱的译作。因为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同时也不会大模大样地装扮成天才、豪杰,更不会标榜自己为大家,所以“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7]然而,他一生却贯彻了未名社成员之根本精神,这精神并非什么雄心和大志,只是愿意切实、点滴地做些实事,为中国文学发展、自新尽一份力量。尤如一个普通的铺路人,虽然不如工程师那般高瞻远瞩,却专心挥锤砸石,于路的每寸延伸处洒下辛勤汗水。如鲁迅所评,韦素园虽“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8]他本性属于未有天才之前的泥土,用来铺成长道,等未来的天才踩着他们,登堂入室。 常人眼里,天才须有天赋,而作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人皆可为,然而真要做起泥土来却也绝非易事。要把人身上的“土性”变成泥,就得和上水,而水之性“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所谓“上善若水”。[9]因此一个人“做(泥)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10] 再者做“泥土”除了要求一个人具有不求闻达、默默奉献的精神外,也须大环境为人们营造些安定、平和之境,消解掉急不可耐的功利气氛。如若世风急躁,便有可能蒸干人身上的“水性”,把那份“土性”烤得越来越燥,越来越轻,最后飘飘然飞起来,成为一粒尘埃。如果一国人心都是如此,那么整个社会就如积着厚厚尘埃的田野,任何一阵轻风拂过,都能令满原尘土飞扬、迷人眼目。尤其大片尘土旋起之时,野马飘风,气象壮观,不明底细者怕会猜烟尘后面藏有何等庞然大物,其实不过阵风罢了。若无这尘土,阵风吹过,本可以清人心脾,令人抖擞,可现在却迷了人的眼,脏了人的脸,吸到肺里伤了人的身体。 由此说来,韦素园实为不幸,那个时代的中国早失了古唐的壮健、从容,甚至“同治中兴”时那点残剩的沾沾自喜都消散无迹。时运不济,民情低靡,谈何大国风度!社会上下,唱响一出戏,踢进一粒球,下赢一盘棋,赚上一点钱……再加上一句洋人的夸奖(大抵也是礼貌性的),便足以引来掌声一片,让人沸沸扬扬地兴奋好一阵子。每件小事都被吹得神乎其神,仿佛民族振兴就得靠这些东西。象韦素园般主动“打湿”了自己,沉在路面上的“泥土”并不多见,甚至做“泥土”还要付出比寂寞自守更大的代价。当时未名社被军阀忽封忽启,里面的社员忽捕忽放,鲁迅都搞不懂“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11]而未名社的正常工作也引不起人们的支持,经济屡陷困境,最终勉强支持亦不可能,只好无形解体。一群优秀的青年,欲默做实事而不得,反而飞扬的尘土风光八面,引人眼目,也难怪好激动又疾病缠身的韦素园会悲愤难平、抑郁而去了。 鲁迅痛惜韦素园的早逝,多年来他亲眼看着许多甘愿牺牲的民族健儿真就被那黑暗的长夜、躁动的世风给冷酷无情地吞噬掉!死在枪管下的,还能唤起几个人的觉醒;死在一片争名夺利的喧嚣下的,则被人忘记、忽视,甚至被人嘲笑为不通事务,活该倒霉!鲁迅断言:“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12] 韦素园君逝世至今,七十四年过去了,现在哪个书店里也找不到他译的《外套》,然而若没有他,没有未名社里那一批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可能也就没有中国文学的今天,虽然要具体数出他们到底做出了哪些了不起的功绩,却真又有些说不清楚。今天重新捧读鲁迅纪念韦素园的文章,追念斯人,有种说不出的亲切,也引起一阵阵伤怀。只愿眼眶中的泪水能打湿我们不安的心,让我们平静地去做未有天才之前路面上一片实在的泥土。 注释: [1] [2][3][4][5][6][7][8][11]鲁迅:《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2版,第56页,第58页,第58-59页,第59页,第59页,第59页,第61页,第62页,第60页。 [9]《老子本原》黄瑞云 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10页。 [10] [12]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162页,第1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