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殷鉴不远”，其实“殷鉴”远矣！夏商周那个年代，距今还不远吗？如今，考古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行贿受贿故事，远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的西周！

陕西省扶风县最近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有铭文讲述了西周贵族间行贿的内幕（11月15日《西安晚报》）。铭文刻在一对罕见的大口尊上，长达111字。大意说了一个复杂的“行贿受贿”案：

一位名叫琱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那时是严禁开辟不用纳税的私田、不允许多占用奴仆的，琱生明显违反国法，按律当究。正月的一天，朝廷指派名为召伯虎的官员负责督办此案，前往琱生的庄园调查。看到“动真格”，琱生害怕了，于是想到了贿赂。他先是给召伯虎的老娘送了一件珍贵礼物——青铜壶，又给召伯虎老爸送了一个大玉璋。行贿到位，效果立显，召伯虎放了琱生一马。为表感谢，琱生又给召伯虎送去了一些朝觐用的礼器“圭”……

这是发生在西周厉王五年——公元前873年的一件真实事件，873加2006，距今有2879年了！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之前，不妨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腐败第一案”。这真是一个国度“贿赂史”源远流长的明证。它也给我国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史”工程增添了新鲜的史料。夏商周断代史尽管属于“年代学”，但如此鲜活的古代“政治学”“社会学”“人文学”的“猛料”，还真不能轻轻放过。希望有学者从此着手，研究出一部完善的“中国贿赂史”或“中国腐败史”，必定很有价值，毕竟“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嘛！

贿赂之腐败，是权力制度的产物。早在西周晚期，一个作为“奴隶主”的贵族，就向“国家司法人员”成功行贿了，可见当时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腐败漏洞。一场奴隶主权贵与国家较量的“官司”，为什么最终以奴隶主权贵的胜利而告终？在当时的宗法制度支配下，作为贵族族长的“宗子”或“宗主”们有保护和帮助“小宗”的责任；在这场官司中，拿到好处的“司法官”召伯虎与“查办对象”同宗，这样的“大宗”在“贿物”的“粘合”下，自然要全力以赴保护同宗的“利益共同体”，替“查办对象”开脱罪责。

看看今天种种权贵的行为，不恰恰也是这个样子吗？当“贿物”成为“强力粘合剂”之后，权贵利益共同体就紧紧结合在一起，他们彼此依靠、互利互惠，有足够的能力战胜“国家法律”。

在人治的制度条件下，这种“权贵利益共同体”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在周厉王五年发生这样的“行贿受贿”案，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周厉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治暴君，他最喜欢干的是禁止言论自由，他才不管什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呢，堵塞河川引起洪水泛滥致死的不过是百姓嘛！老百姓谁敢对腐败现象吭声？按我现在的“推理”，记载行贿受贿事件的大口尊铭文，肯定不是周厉王在位时所铸造的，否则铸造的人竟敢不怕杀头？那般徇私枉法、见不得人的事，在当时总不是当作好事而被记载的吧？

什么样的制度环境，造就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出身大商人的吕不韦，就是一个用金钱开道成功“入仕”并把权力“做大”的“鼻祖”，今天我们如果老是纠缠于“秦始皇是不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多少有点无聊。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是，什么样的制度环境，能让资本与权力成功结盟，使权贵成为左右天下的集团。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清官”。手头就有一本《清官史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记录了一百位“清官”的事迹，从“第一循吏良臣”、楚国令尹孙叔敖说起，一直到清末民初的“布衣总理”（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然而，司马迁撰《史记》，尽管有不少人物的列传，却没有“清官传”，这是为何？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度，“清官”不管出现多少个，都只是个人行为，无法真正成为国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