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文化心理而言，就我们面对的精神问题而言，
关于“隐居” 没有陶渊明的悲苦，也没有梭罗的孤独 新京报：早期有评论家称你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你在乡村“隐居”，是否也有“寻根”的意味？ 韩少功：是寻根，但也在寻枝寻叶寻花寻果，因为乡村里不但有过去，也有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包括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影响，包括全球化带来的震荡和冲击。 新京报：你在乡村居住与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人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在陶渊明、梭罗以及类似陈抟这样的隐士中，你认为自己更趋近谁？为什么？ 韩少功：我可能没有陶渊明的悲苦，也没有梭罗的孤独，所以不知道自己更趋近谁。 关于新书 没有人可以挽留昨天的老牛车和长辫子 新京报：你在书中对农民有很强烈的亲近感，但是，农民身上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变革的时代表现非常明显，为什么在《山南水北》里面几乎没有反应和批判？ 韩少功：我并没有回避和掩盖农民的缺点，这有白纸黑字为证。我只是在谈到这些缺点时尽量避免某些都市人的一种缺点，即对农民的冷漠与无知，还有建立在这种冷漠与无知基础上的歧视。我不以为歧视才是批判。 新京报：在商业文化和工业文明面前，农耕文化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你对此有很强烈的抗议，那么，你认为这种变化可以避免吗？如果可以，我们的社会应该怎样往前发展？ 韩少功：古希腊文明仍在影响今天的生活，孔子、老子等等仍然可以成为现代人的老师，所以文明有演进但不会有简单的切换。技术、经济、生产方式等是不断进步的，没有人可以挽留昨天的老牛车和长辫子。就文化心理而言，就我们面对的精神问题而言，古人与今人几乎是共时状态的，是面对同一张考卷。如果我有过抗议的话，我只是抗议某种线性进步史观，抗议某种现代人肤浅的优越感。他们以为技术的进步就是幸福的升级，但事实从来不能证明这一点。相反，工业时代的战争是最多的，死人是最多的。人类如果是有出息的话，就是要发扬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等各种文明形态中好的东西，尽可能避免各种文明遗产中的糟粕。 关于农村题材 作家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现实生活感受 新京报：一些当代作家试图描绘农民的苦难，但往往与真实的农村生活相差很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是否有意写一部作品，对近年来的社会变革给农民和农村带来的变化作出自己的描述？ 韩少功：应该说有很多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是不错的，大众所熟悉的《秋菊打官司》与《一个都不能少》就是例子。有些作家生活经验不够，或带有意识形态偏见，或刻意耸人听闻，就可能造假。美化与妖化是造假的两种主要形态。你说“近年来的社会变革”，我当然会关心。但文学不是新闻。作家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现实生活感受。 ■人物名片 韩少功作家，湖南长沙人。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因其标新立意的形式尝试引起各方争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是其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获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最近出版《山南水北》。 ■韩少功自述 当代梭罗的乡下生活 现在，我在汨罗八溪峒这些年的乡居生活并不是在隐居，只是半年在乡下，半年在城市。我在乡下也上网、打电话、读报纸，和外界联系。只不过，想自己有意屏蔽掉一些无益的信息。乡下也有社会，还有很多动植物，动物今天打闹明天发情，植物今天发芽明天开花，自然界充满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都市生活更为丰富。 我并不排斥现代技术，重要的是要追问技术在什么制度下如何被运用。对于个人来说，要保持一种选择的主动性，是我挑战技术，不是技术挑我。 在乡下的日子，我每天早上6点左右起床，喂猫，喂鸡，先得把这些吵着要吃的家伙侍候好。白天干什么，得看情况，如果遇到干旱或渍涝，地上的活就比较多。比如前一段时间干旱，那么就得常常挑着粪桶泼菜。有时地上没有太多的事，或者天下雨没法上地，我就可以在家读书写作。 蔬菜大多靠自己种，一般都有二十多个品种，都是绿色产品，生产过程中一般不用农药，绝对禁用化肥。菜长了虫子，我们就戴上老花镜去捉。 实在捉不完，就让虫子吃点算了，人家好歹也有一条命。 村民们经常来我家串门。他们聊天的时候，不管什么神神鬼鬼的事都会说给你听。张家说有一种辣椒特别好，问你要不要苗。李家会问你海南什么样，国外怎么样。王家闺女要考大学了，问你哪个大学好，或者问能不能开个后门……开始大家都不认识，但一来二去就熟了。 我妻子一直与我在一起。 她对种菜、养鸡、栽花弄草什么都非常有兴趣，每天也下水游泳。每年到十月底，我们要去海南，因为我在海南还有工作啊。到这时候她就会恋恋不舍：干吗这么早就得回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