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又有一个悖论，您说中国古典诗歌是很难翻译成英文的，一旦翻译就可能得不偿失，可是您又是怎么将这些古典诗介绍给美国的同行的呢？

　　叶维廉：关于翻译上的诸种问题，是我的专长，我的《Ezra Pound’s Cathay》，（1969），是一本通过翻译、翻译理论的讨论进入语言哲学、美学策略的比较文学的书，是因为这本书和1976年用实践及理论向西方语言策略挑战的《Chinese Poetry: Major Modes and Genres》[中国古典诗（由诗经到元曲）举要的译本]使到最重要的诗人罗登堡称我为“The linking figure between American modernism ( in-the-line-of-Pound) and Chinese traditions and practices” （美国庞德系列的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汇通者”。Ezra Pound’s Cathay (1969)之后,还有《比较诗学》（1982），Diffusion of Distances: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1993），本书和其他有关道家美学的文章里都是有关中西语言哲学、观物感悟形态、表意策略的基本差异更深层的寻索。关于我的翻译理论，除了这些书之外， 我还有一篇文章〈破信达雅：翻译后起的生命〉，说明“重建作者的原意”“客观的诠释”“意义可复制性”和“理想读者”（所谓信）是一种迷思。一篇作品的意义，不是一个封闭、圈定、可以‘载’、可以‘剥取’的东西，是文辞美学空间开放的交流、参化、衍变、生长的活动。我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是挑战式的与诗人读者对话，分原文、逐字解读，和用把定向限义元素，也就是英文语法中的限指元素减到最低的创意的灵活的英文提供翻译文本三个步骤，因为读者在我的序文了有了有关中国灵活语法所提供的有异于西方的美学向度和庞德通过中国诗的接触引发回响着中国灵活语法的创新与试探以及引带后起美国诗人大幅度的实践这个事实的认识 ，都很乐意在逐字解读和我提供的文本之间做出开放、交流、参化的再创造的阅读。关于西方这个演变，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一书的第一章，有详尽的说明，请参看。我的翻译文本在不少美国现代诗人中被接受为诗文本，是因为我的翻译确是活用了英语诗世界新的传释“是我的用语，不要改为诠释”策略的缘故。有识的读者会明白，语法切断在英文里，并不是随便切断就可以，译者必需掌握字组语群发射的能量和互玩所构成的气象，也就是说译者必须是一个诗人，在这里讲的是掌握英语潜能的诗人。我在学校里开的课，包括了美国现代诗、中国古典诗、（英文）诗作坊，比较文学，比较诗学，道家美学，中西山水诗，翻译理论，现代主义，后现代等等，其中在诗作坊方面，近年提供了文化互参的写作，譬如把中国灵活语法的运作让学生了解后，要他们是从中国的观物形态和表义策略去尝试突破，曾受到不错的效果。

　　河西：您对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异质文化的错位”，用亨廷顿的话似乎也可以说成是“文明的冲突”，在这一次错位或冲突的过程中，道家美学在主流文化中是被完全的打败了，除了国家兴亡的民族大义的原因之外，道家美学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是否也是非常脆弱的信仰？

　　叶维廉：你在这里简化了我的原意，我的用语是“异质文化争战的共生”。事实上，道家美学在现代的西方诗里在前卫艺术里，有非常大的开展，我的《Chinese Poetry: Major Modes and Genres》[中国古典诗（由诗经到元曲）举要的译本]受到相当多的美国现代诗人喜爱也不是偶然的。你也可以参看前面提到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的第二章，论及John Cage 与 Allan Kaprow 涉道家美学之深。你问：“道家美学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是否也是非常脆弱的信仰”，其基本原因，是五四以来的被边缘化的过程，其中我在上面提到的“内在化了几千年得势的思想（儒家）的偏见”损害最大。最主要的是五四以后许多丰富语言和哲思的契机被动荡的政治环境握杀了。我之前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不妨用来回答你的问题：

　　第一，要了解我们白话建立以来的瘦弱病变的缘由。第二，“文字的雕塑” 一直是我们传统诗里的骄傲，“诗眼”、“警句”、杜甫的 “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在那里找到什么可以与现代接轨的地方呢？后者就是我后来作为学者要重建的努力。（由我的《比较诗学》到《中国诗学》到《道家美学》）。

　　关于第一点，首先，白话里内涵的演绎性。在白话被应用为诗的表达媒介之前，主要是三言到大型古典小说的表达媒介，在古典小说里的诗都是文言诗，在叙述过程中需要加入诗的浓度的瞬间时，说书人/小说家都借助中国古典诗，而从来没有设法把白话诗化。作为线性结构的小说多是逻辑的发展、因果的关系，充满了分析性的运作。当新诗人采用了白话作为诗的表达媒介时，白话里所有的演绎性都带进来了。西方科学、逻辑系统、和诗的形式的引进更加深了这个趋向。因为新闻和引介西方文学急需的翻译的关系，白话有大幅度的欧化。有意无意间，不少人把西方的语法引进来解释甚至建构句法，有时到削足适履的地步，这些仿佛要让霸权的西方知道我们也很逻辑很科学，仿佛诗的模棱丰富是一种耻辱似的！

　　也就是因为这里的矛盾和暧昧的辩证关系，三，四十年代的诗人(在大陆)和六十年代的诗人(在香港、台湾)才有了对传统的反思，企图以中国古典传统的美学来调整西方现代主义的策略，想达成一种新的融合作为现代主义更广的网络。事实上，白话诗诗语的调整和凝练的历史迹线就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议程。譬如白话采用之初，表面上看来是说文言已经变得僵死无力(从我们现在的历史场合看来这当然是偏激的说法) ，事实上，它的兴起是负有任务的，那便是要把新文化新思想的需要很快的“传达”到更多的人，“文言”到底是极少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语言，要将它的好处调整发挥到群众可以欣赏、接受，是需要很多时间的，起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家不能等(这里穿插一句话，六十年后，我们如果仍然没有做，便是没有负起纯化语言的使命。)白话负起的使命既然是要把新思潮(暂不提该思潮好坏)“传达”给群众，这使命反映在语言上的是“我有话对你说”，所以“我如何如何”，这种语态(一反传统中“无我”的语态)便顿然成为一种风气，惠特曼《草叶集》里Song of Myself的语态，事实上，西方一般的叙述性、说明性、演绎性，都弥漫着五四以来的诗。问题是：在我们应用白话作为诗的语言时，应该怎样把文言的好处化入白话里应该是首要的考虑。但在五四的初期，大家急于传达口信(包括自我的夸大) ，一直到三、四十年代一些诗人的努力才摸出一些头绪来， 但因为外来西方列强的侵略，随后日本侵华引起的战争，再加上国共的斗争，很多想象的思维转向革命文学，甚至放弃原来可以深沈丰富的语言，走向“介入说唆”与口号的单线语言运作，其后又由于政治的变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工农兵文学当道，以致正在试探凝炼白话的诗人都被逼放弃。在前面提到的这种文艺路线下，诗意诗艺语言变得更加瘦弱，而在香港特有的殖民文化下的文化工业的影响下再进一步带来“感知、语言的工具化，单线化”。很幸运的，我们在香港找到三四十年代诗人和批评家在这方面的努力而让我们承接他们的思索并找到语言凝炼一些策略的起点，譬如我在〈我与三四年代的血缘关系〉所提到的：“意象内在的呼应”,“场景的变换”, “保持事物刻刻在眼前发生”,“戏剧场境的推进”,“事件律动与转折的紧扣”等，帮我们完成了后来诗中利用音乐的驱势、气氛的凝融以达致气氛弥漫和腾腾进展涌动的效果，在介入香港特有的殖民文化生活的历史现实与思索个人与历史整体的关系与位置之间，通过个人艺术风格的确立,通过与西方弓张弦紧对话的玄思，我们可以抗拒香港殖民政策下民族意识的弱化与高度文化工业的人性杀伤的双重宰制。

　　河西：您对中国大陆朦胧诗之后的先锋诗歌是否关注？

　　叶维廉：因为时空不合，我正好忙着别的事情，只有零星看到一些，所以无法谈得上关注。我一直希望买到比较全面的朦胧诗后起的诗人的选集，我没有找到。

　　（《中国诗学》，[美]叶维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