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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际关系上重群体和谐与重个体界限的互补。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以群体和谐作为理想的人际关系。孟子的“复井田”就表达了这一点：“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中国传统文明把群体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广义的“礼”即规范和制度相联系：“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主要有两方面涵义：礼的作用和功能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即主体间消除冲突的和解以及主体间齐心协力的和合为目的；同时，礼的确立和运作又以遵循人际和谐的原则为手段。荀子综合这两个方面，称“礼”为“群居和一之道”（《荀子·荣辱》）。孟子发挥了孔子的“和为贵”，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认为群体和谐对于社会发展比之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有更高的价值。近代海派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类。丹尼尔·贝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牵涉着一套独特的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他按主观意愿造就自我。在品格结构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一项行为方式。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 ２５）这种“按主观意愿造就自我”、“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的文明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注重个体界限。近代海派文明正是如此。上海人两句流行的口头语“关侬啥事体”（管你什么事）、“跟侬不搭界”（和你没关系）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这两句口头语表达了人际关系上“各管各”的价值取向。上海作为人口密集而又高度流动的大都市，十分频繁的人际交往大多是短暂和浅表的，没有亲密性；同时，市场经济把明确个人权益的契约关系予以普遍化和制度化。于是，近代海派文明形成了人际关系上“各管各”即重个体界限的价值取向。 传统文明重群体和谐，在人际关系上看到了主体间融洽与合作的重要，但其中存在着排斥个体主体性的弊端，其表现就是否认存在私人权益界限的正当性。海派文明重个体界限，在人际关系上，既有尊重个体选择，维护个人权益的积极方面，又有缺乏个体间关怀、整合，容易为琐碎小事斤斤计较的消极面。显然，将这两者互补来建构当代上海文明是合乎理想的。 二、道德规范上重家庭伦理与重职业伦理的互补。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双重职能：一方面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组织单位，另一方面政治秩序是家庭秩序的延伸和扩大。因此，“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与之相应，传统文明就以家庭伦理为中心价值。传统道德规范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其中有三项规范家庭关系，另两项是家庭关系的推衍，即君臣如父子，朋友如兄弟。即便一般的道德原则即仁义也以家庭伦理为根据，“仁之实，事亲事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传统文明对家庭伦理的看重贯穿于生活实践，传统民居的典型四合院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它的中心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堂屋，堂屋周围的侧房和厢房则依照在家族关系中的身份、等级、地位而分别居住。就是说，四合院的布局时刻提醒着每天居住在其中者恪守家庭伦理。近代海派文明重职业伦理并非偶然。首先，上海市民大都是移民，他们移入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寻生活做”（寻找谋生的职业），因而必定很注重职业伦理即“做生活的规矩”。其次，上海市民的中坚是大大小小的职员。马克斯·韦伯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形式理性的经济行动”，这体现在企事业的科层化组织结构和科学化管理制度中。这样的结构和制度，使得作为企事业中层的职员，要保持现有职位或向上升迁，唯一的办法就是履行忠心耿耿地为雇主服务、一丝不苟地执行规章制度、精益求精地提高专业技能的职业伦理。因而这一阶层成了尊重和遵循职业伦理的典范。由于职员是上海市民传统的主体和人格代表，这也决定了职业伦理在海派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职业伦理在传统文明中没有独立性，这不仅是指古代职业带有家庭传承的特征；更主要的是指职业伦理从属于家庭伦理，如为官者忠君爱民的职业伦理，其道德原则源自家庭伦理，即君如父、民如子。上海话是海派文明的重要载体，从中可以看到家庭伦理的淡化。上海话的称谓中没有敬语，第二人称不分长幼辈分，一概以“侬”相称，没有您、你之别。即将结为夫妻的恋人，用上海话来表达“我爱你”，说的是“我喜欢侬”，缺乏人伦色彩，因为看中某个物品，用的也是“喜欢”一词，即“我喜欢这个东西”。语言的形成和运用总是渗入伦理价值观念的，上海话显示出海派文明对家庭伦理的看轻。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是文明的两大主要领域，因此将重家庭伦理的传统文明和重职业伦理的海派文明予以互补，对于建构当代上海文明是必需的。 三、生活方式上重节俭、悠闲与重时尚、娱乐的互补。在日常生活方式上，中国传统文明强调节俭。儒家以“俭”为重要德目，子贡称赞孔子“温、良、恭、俭、让”，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儒家的“孔颜之乐”包含了对粗茶淡饭、简居陋衣生活方式的肯定。道家老子把“俭”当作为人处世的“三宝”之一，要求“去奢”（《老子》六十七章、二十九章）。接近下层民众的墨家更是主张“节用”、“节葬”。近代海派文明的日常生活方式是追求时尚，“时髦”成为它的外在特征之一，消费成为生活的兴趣中心，海派文明曾经长期领导了中国的消费潮流。重节俭体现了对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果的珍惜，也体现了不以物质生活为人生追求的境界。但是，传统文明的重节俭往往走向否定生活享受的苦行和禁欲，墨家的“非乐”和“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后来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对“饮食者，天理也；美味者，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八）的区分，都表现出这种倾向。重时尚无疑会刺激消费欲望，容易孳生以高消费为荣的奢华之风。然而，海派文明的重时尚也洋溢着享受生活的愉悦和活力。上海人（尤其是女性）喜欢的“逛马路”，往往不是为了消费，而是或在展示自身时尚打扮的自得其乐中体验生活，或在观赏琳琅满目的时尚商品时感受生活。如何在重节俭和重时尚中求得平衡，显然是构建当代上海文明必须面对的。 就文化生活方式来说，中国传统文明推崇的是悠闲。孔子赞许的“曾点之志”，就是在暮春时节，沐浴放歌，飘逸潇洒。庄子的“逍遥游”，独往独来，自由驰骋。从传统文人的诗词里，生动地呈现了如此的悠闲：“五十年来思虑熟，忙人应未胜闲人。”（白居易：《闲行》）“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程颢：《偶成》）“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多几时。”（叶采：《暮春即事》）这些诗句说明，悠闲作为文化生活的方式，是与静心读书，凝神思索相联系的。因而古人有“闲居静思则通”之说。深得此说真谛的钱穆在《湖上闲思录》中，称赞“闲思”开发出了宗教、艺术、文学的萌芽。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在透出书卷气的同时，也显露了士大夫的贵族气。近代海派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则以娱乐为主旋律。这是因为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的基本动机是放松宣泄，消遣好玩。于是，海派文明创造的文化品牌大多具有娱乐性，从“大世界”到滑稽戏，从《良友》画报到连环画，无不如此。这种文化生活方式在具有大众性的同时，也产生了由感官化、平面化、图像化带来的浅俗性。因此，重悠闲与重娱乐的互补，将使当代上海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更加健康。 中国传统文明和近代海派文明的本质分别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由它们的互补而建构的当代上海文明就有了传统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相协调的后现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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