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和7月，国内知名的两大报纸副刊———《新民晚报》“夜光杯”及《文汇报》“笔会”，分别迎来自己的60周年创刊纪念日，这两大副刊的前身均可追溯到1930年代。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舆论中心在野不在朝，无论南京还是重庆，皆不能撼动上海作为文化及报业中心的地位，由于《大公报》的存在，天津亦属另一个文化重镇。 1872年创刊的《申报》堪称中国报纸副刊的创始者，它开创了“凡有报纸必有副刊”的传统。 “副刊的黄金季在1930年代前期，报纸与文学合流，相辅相成，达到辉煌的境界。”知名报人、作家，“笔会”创办人柯灵说。 如今，除了面对网络媒体特别是博客群的冲击，沪上报业三大综合性文艺副刊还经受着当代报纸副刊专栏化、专刊化、白领休闲化的挑战，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传统副刊的尊严。回顾60年沧桑，柯灵曾言：“‘笔会’接受种种难以逆料的磨练与考验，不断犯难前进”，“其间世变幅度之大，时间跨度之长，经历曲折之多，副刊史上罕有其匹”。 1946，钱锺书题签“笔会” “笔会”前主编、现已年过八旬的徐开垒说：“它底子厚，它的前身是《世纪风》。” 《世纪风》是1938年文汇报创刊后的副刊板块，由柯灵负责，曾发表史沫特莱作、梅益译的《中国红军行进》等作品，是孤岛时期上海重要的文化阵地。 1946年《文汇报》在上海复刊后，柯灵主编每日一版的读者来论版面《读者的话》，事务繁忙，难以兼顾，《世纪风》改为每周两期，至1946年10月停刊。 柯灵考虑到《文汇报》应该有常规出版的文艺副刊，于是请友人唐弢来主理。 唐弢曾与柯灵合编《周报》。《周报》曾发表社论《我们坚决反对内战》、报道《昆明血案实录》以及上海学生因欢迎马歇尔被殴等事件，在1946年中的时候，正处于被禁的边缘，“谣诼四起、不可终日”，唐弢曾回忆说：“抱着宁为玉碎的决心，柯灵劝我进了《文汇报》。” “首先要解决的是刊名。那时国民党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总的形势要求团结更多的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我们想了几个名称，灰不溜丢的不行，色彩太鲜明了也不行。后来还是由当时在《文汇报》主管各种副刊的柯灵同志取名为《笔会》，避开专称，当作普通意义来用，既不如西方沙龙的‘高雅’，也没有中国传统‘以文会友’的俗套。(陈)西禾又转请了钱锺书同志题签，后来一直沿用了多年的挺秀有力的刊头字，就是锺书的手笔。” 1946年7月1日，“笔会”第一期出版，没有发刊辞。当期发表了3篇文章：西谛散文《秋夜吟》、巴金散文《记剑波和他的小书“心字”》，茅盾翻译的苏联卡泰也夫的小说《团的儿子》。 剑波是谁？无考，从文中看，应是四川人，与巴金“二十六年前第一次通信，二十四年前第一次见面”。这十几年在四川的一个角落做中学教师，“虽然他至今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可是我喜欢我有这样一个朋友，我更以能够代他编辑这一本集子为光荣。” 《团的儿子》是1945年斯大林文艺奖的获奖作品，拍成过电影，我国有茅盾和范泉的译本。自1946年6月8日开始在“世纪风”连载，“笔会”创刊后变为两边同时连载，即有“笔会”的时候就在“笔会”版面，有“世纪风”版面时就在“世纪风”版面。 1946年7月18日，柯灵负责的《文汇报》“读者的话”刊登了两封警察反对内战及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来信，上海市警察局强令报社交出来信者及编辑的名字查办，遭到总编辑徐铸成拒绝，报纸因此被勒令停刊一周，创办未满1月的“笔会”也连带遭遇到第一次停刊。 1946年8月28日，《周报》按国民政府内政部的批文正式被停刊，唐?得以将更多精力转投“笔会”。 在创办当年，“笔会”的作者包括刘西渭、郭沫若、傅雷、吴晗、路翎、戴望舒等，日常以杂文为主，也因应时事制作专题，当年的专题包括“纪念聂耳逝世一周年”、“悼念闻一多先生特辑”、分4期刊发的“抗战名作推荐特辑”以及分5期刊发的“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专辑”等。 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又被国民党政府认为是复旦大学学潮的罪魁祸首，与《新闻晚报》、《联合晚报》一起被强行关闭，报社主要编辑人员赴港创办《香港文汇报》，“笔会”也随之再次停刊。 1949年6月21日，文汇报在上海再次复刊，当日在2版发表社论《今后的文汇报》，“文汇报是一张苦难的报纸，从1938年创刊以后……生命不过十一龄，却遭遇了无数的摧残，三次停刊，实际上在上海出版的时间，不到三年半……文汇报只是一张平凡的报纸，过去只在消极方面，做到不说假话、明辨是非的程度；而从积极方面看，对国家、对革命，实在毫无贡献；我们曾坚持站定人民的立场，但也只是主观的想法，究竟在客观上代表了多少人民？是否真正和人民呼吸相通？今天自己检讨，实在惭愧得很。” 复刊后的报纸共8版。副刊以“磁力”名面世，当期组织专辑“北行感想”。全国文艺工作者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即将北行参会的一批文化人发表感想，包括：赵家璧《为广大的人民服务》，靳以《人民的路向》，陈子展《愿把生命的一切贡献给人民》，罗荪《胜利的会师》，彭慧《再见北平》等。 再次复刊后，面对建国后“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以民营报纸起家的《文汇报》一直难以确立自己的准确定位，虽经多次改版甚至缩小版面，但到1951年发行量跌至历史最低点，仅1万余份。之后报社掀起一个“救报运动”，目标读者开始转向教育界，以中小学教师群体为主。 在这一背景下，1951年10月“磁力”改名为“文化广场”，强调内容更接近群众文化，以语文学习和书报评介为主。 1956年4月28日，《文汇报》登出社论《终刊词》：“《教师报》决定5月1日创刊，《文汇报》出版到这一期为止。亲爱的读者们！从今以后，我们要在《教师报》见面了！”《文汇报》第四次终刊为期约半年，至当年10月1日，再次复刊。 1957，施蛰存，《才与德》 1956年年初到1957年上半年，知识分子还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惊魂未定，同时又深受“双百”方针的鼓舞，纷纷开口说话。费孝通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成为反映当时政治气候的经典之作。 著名报人、《文汇报》原总编辑徐铸成曾经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我主持文汇报工作的30余年中，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战胜利后，从1946年到翌年文汇报被封的这一段时期；另一个便是第三次复刊直至反右风暴匝地而起为止。这两个时期都是我全神贯注的时期。” 正如徐所言，1956年10月至1957年6月这短短的9个月，是“笔会”历史上一个难得的辉煌时期。知名报人黄裳及徐开垒、肖关鸿、刘绪源等历任主编皆认同此说。徐铸成本人在复刊社论《敬告读者》中强调：“文汇报将以一定的篇幅作为百家争鸣的论坛，并组织报道，反映各方面论争的问题，推动百家争鸣，以繁荣我国的学术，加速向科学的进军。” 然而，这个“昙花一现”的历史瞬间突然降临，也是历经坎坷曲折。 《文汇报》1956年10月的再次复刊，正逢其时——“双百”方针之下，知识分子纷纷复出，建言争鸣；因此，素与知识界联系紧密的“笔会”在这个时期出现各类精品佳作也在情理之中。 据当年参与“笔会”编务工作的徐开垒回忆，编辑部不但把柯灵过去联系过的作家艺术家，重又接上关系，还按形势发展，进行扩大。宋云彬、施蛰存、沈尹默、王统照、丰子恺等，“在解放后六七年中一直没有动过笔，这时才开始写文章。”其他还有巴金、傅雷、叶恭绰、阿英、夏枝巢、伍蠡甫、张伯驹、吴祖光等……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不但重出江湖，其本人还多次为“笔会”题写刊名，画刊头画也非常积极。 1956年10月8日，著名作家老舍为《文汇报》复刊特别发来贺信，信中说，“文汇报以前就有它的独特风格，我希望它保持并发展这个优点”。“在政府发表的重大文件之外，我希望文汇报多刊登些简而明的文章，造成一种文风——说的少，而说的正确有力。” 由于与知识分子关系紧密，当时的《文汇报》也颇受中央器重，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公开对徐铸成说，“你们的报纸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应有尽有，我也爱看。” 如此气氛下，一些观点新颖甚至不乏尖锐的文章出现在“笔会”的版面上。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施蛰存先生于1956年11月23日在“笔会”发表《夏原和知识分子》，就很有一种“不平则鸣”的意味：“(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虽然是从自尊心发展而成的，但自高自大和自尊心却截然是两样东西。我们要消弭的是自高自大，却不必连自尊心也一起铲除。” 施的另一篇文章则直接触及到当时领导干部的选任标准，辞锋更为锐利：“‘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才与德》，1957年6月5日) 甚至连漫画家张乐平也在“笔会”上撰文，对三毛受到的不公正批判抱怨：有人说：‘三毛是流浪儿，就是流氓无产阶级，不值得再画’；另外有人说：‘三毛太瘦了，他的形象只适合于表现旧社会的儿童，而且他只有三根毛，显得营养不足，即使值得再画，也应该让他头发长多起来，胖起来，这才是新面目。’其实那时我自己就没有胖起来……”(《三毛何辜！》1957年5月18日)“笔会”现任主编刘绪源说，在选编“笔会”60年文集时，他把1956年前后的作品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发现找出好的稿子非常困难，很多都是“应景式的歌颂文章，忆苦思甜的也有”，文章质量甚至与1946年抗战结束后那段时期也没法相比。但到了1956年报纸第三次复刊时，由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结交的那批作者，当时已经是国内一流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在40岁左右，正当壮年，可谓厚积薄发，又时逢较为自由宽松的客观环境”，因此，“笔会”无论是作者阵容还是稿件质量都有了质的提升，副刊版式也非常好看。 1957年6月，反右开始后，不但施蛰存、徐懋庸、傅雷等人在“笔会”上发表的文章成了批判的靶子，还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也免不了屡遭“清算”。施蛰存首当其冲，“它歪曲了国家使用干部的政策的真相”，“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是为施先生所形容的，是‘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怎么能够打开这么大的局面来呢？”(夏之风《也谈才与德》———6月18日)，一周之后即出“斥才与德”小辑，从读者来稿中选登4篇。 到了1958年，批判巴金的文章也出现了：“巴金同志在去年大鸣大放期间，曾经高喊过这样口号———把文艺还给人民。从这个口号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么两点：第一，巴金同志是代表人民在说话的；第二，巴金同志认为现在的文艺不是为人民所有的。”(余定：《巴金同志提了一个错误的口号》———1958年6月14日) 据统计，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过程中，《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等6名编委和15名编辑、记者、职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在笔会组稿中占有“半壁江山”作用的“北办”几乎全军覆没。 1958年3月10日，“笔会”刊登张春桥的《让大字报流芳百世》，他得意洋洋地称：“‘六千万张大字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如果加上大整大改中新贴出的大字报，作一个保守的估计，翻一番，就是一亿两千万张……” 张春桥的这张“大字报”事实上宣布：此时的“笔会”已经与其“同声相求”的知识分子一起，坠入命运的谷底。 1957，姚文元，《录以备考》 在“反右”及“文革”时期的文汇报史上，2005年12月去世的“四人帮”成员之一，曾被江青称为“无产阶级金棍子”的姚文元，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翻开昔日已经泛黄的报纸，“姚棍子”棒打四方的痕迹比比皆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胡风、巴金、朱光潜、徐中玉、徐懋庸、贺绿汀、吴晗、邓拓等等，另外一些遍及其他报刊的大批判文章所涉及的文化界名人更为繁多，甚至令巴金老人回忆起来都心有余悸(见《探索集》)：“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 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笔会”版右下角发表了一篇不太显眼的文章：《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即为以上海市卢湾区委干部身份借调到《萌芽》杂志社任诗歌编辑的姚文元。他“偶感”的对象是5月25日新华社一条短讯，主要内容是引述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部分讲话，其中讲到：“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在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的姚文元看来，该消息虽短“含义却极深远”，因为早在6月6日上午，身为上海市委常委的张春桥就在电话里告诉了他一条重要信息：“反右派斗争马上要开始了，头一炮就要轰《文汇报》……火烧眉毛。”(见叶永烈《姚文元传》)，而不幸的《文汇报》这次恰巧撞到了枪口上，善于政治投机的姚文元自然毫不客气地抡起了棍子。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做了醒目的处理，但《文汇报》却“缩小到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姚文元写道：这种处理方式“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张春桥的消息确实灵通，6月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他写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据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考证，《文汇报》编辑部收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本来并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批评自己的文章？然而，6月8日形势陡变，《文汇报》急于要登点装饰门面、紧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录以备考》，当即在6月10日刊出。 果然，姚文元的这篇千字文不仅“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6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该文，并配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实为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14日头版转载此文，文中说：“姚文元的文章”“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 7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文汇报向人民请罪》，姚文元则俨然成为“反右派英雄”：“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例子。如5月25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给6亿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个标准。这个讲话发表在右派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具有极其现实的战斗的意义。然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般新闻，竟然用极不显著的短栏刊出，贬低了毛主席这一讲话的重要意义。” 叶永烈在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称《录以备考》堪称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1962，杂文及学术争鸣 “‘笔会’每日出一大版，闻之甚喜。贵报越办越好，处处见得功夫。我日看四报，所费时间，以贵报居多。”叶圣陶这封于1962年写给徐开垒的信，成为“笔会”再次复苏的信号。 1958年大跃进期间，“笔会”由每天一期，缩小为每周三次，每次三分之一版，而到了1962年3月，又重新恢复每天一期，每次半个版。 与很多报纸的副刊版面由文化部或文艺部管辖不同，“笔会”是《文汇报》一个较为特殊的部门，现在的名称是“笔会副刊部”，乃报社一个独立部门，与文艺部平行，由报社副总编辑直接分管。1949年前，“笔会”由副总编辑柯灵直接主持，1950年代初唐?任主编时同时又是报社的编委，1956年由编委陈钦源与编辑徐开垒负责，副总编唐海分管；到了1957年反右开始后，“笔会”就被归属到报社文艺部，其部门主任就是事实上的主编，经常不经编辑之手将一些“重要稿件”塞进副刊版面中，比如1958年发表的余定批判巴金的文章，徐开垒就根本没有看到，第二天读到报纸才知道。而1962年当徐接到叶圣陶来信时，他本人及陈钦源才开始再次主持“笔会”工作，稿件的终审权也重归副总编辑唐海负责。 1959年春节，思想苦闷的徐开垒根本没心思四处拜年，一家4口人躲在家里睡觉。到了1961年，当时的副总编辑陆灏对徐说，“你订笔会计划，为什么只订3个月、5个月计划，为什么不订3年5年计划？我们这些人总该有个思想准备，以后就是死了，也总该死在工作岗位上吧。”闻听此言，徐返家后痛哭一场，但他意识到，转机可能就要到了。 1962年1月中央“七千人大会”和科学工作会议召开，“左”的错误得到部分纠正，“双百”方针再次被提出来，“在大跃进期间被迫追随大搞群众运动走势，只能跟着大家唱唱民歌，发表些吃饭不要钱之类左的文章”，一度丧失文艺副刊灵魂的“笔会”重新复苏。 该时期的笔会栏目一度达到70多个，比如开辟专门信箱，答复青年作家的提问，请茅盾、柳青等人作答，增设《年轻的时候》栏目，让贺天健、沈尹默等现身说法，提倡做学问要勤学苦练；还开设《国外归来》专栏，请一些刚从海外回来的专家谈国外见闻等。 年过八旬的徐开垒说，“1957年、1958年那时候谈过去如何就是反动，‘笔会’在1962年则敢于谈谈过去和国外的情况了，这在当时还是很有市场的。” 但“笔会”在此时期的文章，多数已经难见1956年时期的锋芒，更遑论像施蛰存那样直接的批评意见，倒是一些学术味较浓的稿件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常书鸿、瞿希贤《敦煌书简》；朱家氵晋《关于道光召见林则徐》、《冠服、宴会及其他》；丰子恺译《源氏物语》断片；陈从周《上海塔琐谈》，周汝昌《〈红楼梦〉的流行》等等。 “笔会”呈现出的上述特点，与整个报纸的编辑方针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在1960年冬季，中央已经有意识地扭转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出现较为宽松的局面，当时的上海市委传达了中央有关精神，指示“要让知识分子说话，文汇报也可以搞点学术讨论”。在时任总编辑陈虞孙支持下，《文汇报》迅速开设了学术版，组织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稿件。前总编辑马达在庆祝报社成立50周年发表的一个谈话中不无自豪地回忆道，“(报纸)对一些全国关注的重大问题，如按劳分配问题，生产力性质问题、道德继承问题、对曹操、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评价问题，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评价问题，对喜剧、悲剧、鬼戏、历史剧、轻音乐的问题讨论等等，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影响之大，遍及全国。” 据统计，1960年至1962年近两年间，学术版共刊出570多个版面，争鸣文章达750万字，还受到中央专门发文通报表扬。但到了“文革”，学术版又成为《文汇报》“第二次资产阶级复辟”的罪证，不但许多积极撰稿的知名学者成了“学术黑帮”，版面编辑、总编辑也自然“罪责难逃”。 《文汇报》当时的这一特色也影响到笔会组稿的倾向，一些学术或文化随笔使这个磨难之后的副刊增色不少。 另一方面，其时的“笔会”还重拾杂文的传统，这可能与陈虞孙本身是杂文家有关，也与“笔会”向来重视杂文有关。杂文被誉为报纸(副刊)的眼睛，由于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特有的批判风格，无论是柯灵主持的“世纪风”还是唐?负责的“磁力”“笔会”，都贯彻了这一传统。1930年代，“世纪风”被誉为“鲁迅风”；1950年代，黄裳曾撰文《杂文的复兴》，主张不能抛弃杂文的批判精神，引起“乱棒齐下，群起而攻”，“闯了一场大祸”；但文脉绵延，到了1996年，“笔会”再次发表文章，《敲响杂文的锣鼓》。 1962年，“笔会”的杂文，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骆漠的《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还有若涵的《小火表赞》等(上海市民家装小火表而使电费计量精确，水表不普及造成水费不得不按户均摊，作者由此发出感悟：小火表“注意到集体利益，但决不抹杀个体利益。”———记者注)虽然还算尖锐，但已经注意控制情绪，可也避免引起姚文元之流的批判。 1962，姚文元，“杂家”事件 1962年5月13日，姚文元再一次在“笔会”上登场，他发表了《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对此前5月6日同版发表的《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骆漠)一文冷嘲热讽。 骆漠，原名罗竹风，时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代局长。 1962年，国内政治气氛在频繁的运动中暂时缓和下来，3月周恩来在广州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的讲话，为知识分子摘帽子，文艺界也开始活跃。《文汇报》也在当年春天召开了杂文作者座谈会，由当时的总编辑陈虞孙亲自主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罗竹风用骆漠笔名发表了杂文《杂家》。 该文通过与一个长期担任编辑工作的朋友的谈话，表达了编辑工作的艰辛以及“为他人作嫁衣”而不被重视的心理苦闷。 而在姚文元看来，《杂家》一文显然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在作怪，是对社会主义表示不满，但他也顾忌当时的政治气氛，相对委婉地称“社会主义社会里，哪一个劳动者不是在为‘他人’服务呢”，在最后又含蓄地上纲上线：“我久久以简单的头脑追索着‘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那句深奥而富有哲理味道的话。这句话我好像很耳熟，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并且不止一次地看见过。” 后来，罗竹风仅仅因为这篇短短的千字文被撤职，还遭到长达20多年的批斗。 当年的“笔会”编辑余仙藻在《忆往事话〈杂家〉》一文中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半个月内，报社接连收到批判姚文元的文章60多篇。我们将各种意见作了归纳整理，拟就如何搞好编辑工作的问题在报上开展讨论。当时，窃踞市委常委、主管文教工作的张春桥知道后，竟把群众对姚文元的批评视为大逆不道，还派人来调查发表骆漠文章的经过，硬把这场还在酝酿中的讨论压了下去。但是，民愤难平，《笔会》怎么向作者、读者交代呢？难道让姚棍子乱打一通就算数了吗？经过研究，决定找郑拾风同志来‘插话’。郑文看似中立，不偏不倚，实际上颇有倾向性，是主要批评姚文元的。(6月15日笔会)” “1963年6月，上海市委召开思想工作会议，张春桥在会上再次发难，无限上纲，叫嚷‘杂家事件’是‘思想战线上的一次资本主义复辟’，‘出版社刮起了一股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歪风’，后来又在出版局的一份工作总结上批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矛头直接指向党’。罗竹风同志被迫作了检查后，又被撤掉代局长的职务。陈虞孙开会回来，有次曾对我们说：‘为了这篇《杂家》和编后记，屁股都给打烂。” 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总编陈虞孙曾通过报社北京办事处请夏衍谈谈对《杂家》的看法，夏衍的批示是：“骆漠的文章有些牢骚，但并没有什么错误。这个问题可以在报上谈。编辑部也要顶得住。不要外面有了意见，马上就把姚文元捧出来。” 显然这个批示在后来没有起到作用。“文革”期间，对《杂家》的批判骤然升级，更多人受到牵连和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新闻、出版界，受到株连的竟有数十人之多。”由于邓拓在1961年3月26日《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里，发表过《欢迎“杂家”》一文，于是被定性为“北呼南应”，“杂家”风波升级为“杂家”事件。 “杂家”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在1962年10月八届十中全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影响下，笔会也不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徐开垒等人就被从报社文艺部分出来，另成立一个“副刊部”，理由是“文艺部战线太长，《海瑞罢官》问题有很多机密，只能让搞文艺理论和搞文艺采访这两方面的人来管”。“笔会”也再次缩减为一周三期。 “文革”开始后，“笔会”更名为“风雷激”，在那样的环境中，“风雷激”要维持副刊传统，如缘木求鱼。“因为‘四人帮’容不了‘双百’方针，而‘双百’正是‘笔会’的生命线所在。”徐开垒说。 1977，破冰之年 “办报纸就是要办得热闹。你不是在马路上经常看见有人吵架么？一吵架，别人就禁不住停住脚步，围上来看。有矛盾就有是非。人们就是欢喜看矛盾怎么发生，怎样解决。办报就要解决思想问题。而天天出版的文艺副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比文艺月刊或文艺季刊要快得多，干脆得多。” “笔会”1946年的主编唐?对1977年的主编徐开垒曾经如此谈及他办副刊的经验。而直到1996年1月，“笔会”才恢复每天一版(星期六除外)的副刊格局，但在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已经由文艺性副刊成长为“以文学为主，同时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摄影、电影、电视、文物、建筑、环境等等十几个门类几十个栏目的综合性文化副刊”。同时轮流推出“传记”、“报告文学”和“小说”专版。 1977年，无论对《文汇报》还是“笔会”，都是一个转折之年，这一年的两个大手笔，使这张报纸及其副刊开始洗刷从反右到“文革”时期在中国报刊史上留下的恶名，同时为迅速地修复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两个大手笔是巴金的《一封信》及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 被学者王元化称为“比我看到的那些长篇累牍地揭发‘四人帮’的文章更具有真情实感，更能打动人的心灵”的《一封信》，发表于1977年5月25日，当时《文汇报》副刊还是由“笔会”改名而来的“风雷激”。在这封以书信形式发表的散文里，巴金说，“过去我只能在书上读到的或者听见人讲过的一些事，现在我都亲身经历了；有些事则是过去我不相信会有，而现在我的朋友们终于遇到了的，如杀人灭口、借刀杀人之类。10年中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只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稍微讲了一两句真话，就要说你‘翻案’。”巴金被迫停笔10年来的第一篇作品，被誉为“文坛复苏的第一声春雷”，之后，长期被迫停笔的艾青、于伶、柯灵、孔罗荪、王西彦、秦兆阳等一大批作家，纷纷给“笔会”寄来他们在“文革”后的第一篇作品。 《一封信》对“笔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刚刚恢复副刊主编职务的徐开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称：“他的威望将有助于受‘四人帮’糟蹋不堪的报纸生命的复苏。” 1978年8月11日，已经改名为“新长征”的“笔会”副刊发表卢新华的《伤痕》，这是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刊载在年级壁报上的“习作”，在全国引起轰动，收到读者来信2000多封。全国20多家报纸、电台转载、转播。并引起了持久的、汹涌的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浪潮。 王元化认为，《伤痕》虽然在艺术上“比较幼稚、粗糙”，但它“不仅直接触动了‘文革’本身，而且对文艺界的某些禁区(即暴露黑暗是不可以的，人性论是反动的，悲剧性是违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开始有所突破”。 这两篇作品之所以引人瞩目，主要原因是皆发表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当时“政治空气仍使人感到压抑，报纸也还是只有一片沉寂”的特殊情况下，堪称文艺界思想解放的破冰之作。 1978年10月26日“笔会”还整版选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其中痛斥当年《文汇报》为“四人帮”充当马前卒的诗歌有七首，显示了这个老牌报纸副刊告别过去阴影的努力。 1979，终于“笔会” 1979年1月3日，“笔会”名称再次启用，并逐渐恢复昔日元气，至1990年代初期，它不但热烈拥抱一批老知识分子激情回归，而且还开始接纳那些崭露头脚的文化新锐：陆星儿、贾平凹、陈村、王安忆、魏明伦等等。 “愤怒虽然可以出诗人，但是太愤怒了之后作品往往比较粗糙。”现任“笔会”主编刘绪源如此形容1980年代初与1956年作品的区别：“1956年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小心而自觉地发言，而1980年代初期由长期压抑迸发而出的那种爆发力非常强大，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性及副刊的完整性。” 控诉、愤怒、怀念、诉说，成为那个年代的主题词。“就像一个长期被束缚的人突然松了绑，对浩劫的憎恨和对未来的期望得到骤然释放，思维习惯却留了一个尾巴，”刘绪源说，“那种很干涩激烈，急于将道理直接讲清楚”的感觉比较强烈。 而1980年代中后期，老一代知识分子渐入佳境，作品也越来越成熟，这些人大多有多年的留洋经历，具备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生活阅历，经过长期的反思与积淀后，再一次厚积薄发，这段时期也成为“笔会”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 1990年，停刊后的《文汇月刊》编辑人员加入“笔会”，编辑力量得到充实。1996年出任主编的肖关鸿开始有意识地将副刊作者队伍扩展到华人文化圈，像龙应台这样具有多元文化视野的学者型作家开始在“笔会”开设专栏，并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另外，在关注的艺术门类上做了延伸，开设了“艺术与科学”等专栏，对一些有价值的文章，不惜采用多版同时刊登或连载的形式，比如章含之的报告文学《十年风雨情》就破例采用了连续四个整版的方式发表，突破了传统副刊惟短文是举的惯例。 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时评已经成长为当代报纸的一个新品种，往往独立于副刊之外，传统报纸副刊的批判功能已经弱化；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白领副刊休闲化，综合报纸副刊专栏化、年轻化的挑战，“笔会”作为老牌的纯粹副刊，如何在承接传统的基础上，重塑定位或维系自己的地位？ 刘绪源认为，任何报纸栏目都有一个老化的过程，像有些白领副刊长期关注“情感问题”，事实上将副刊格局缩小了，时间一长，难免重复，因此老化的速度很快；还有一些专栏为主的副刊，由于作者队伍狭窄且相对固定，生命力也很脆弱。“笔会”作为一个具有多年历史积淀的副刊品牌，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诉求，既有浓厚的书卷气又不排斥烟火气，还有其他副刊所难以复制的“底色”与“亮色”。 “一个城市不能够一览无余，应该保持一些神秘感，”刘绪源说，“像‘笔会’这样的副刊在当代报刊中就具备了这种功能。” (《文汇报》周毅、文汇出版社陈飞雪对本文亦有帮助)(P118554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