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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教授们的太太，有些是比较旧式的妇女，有的还是裹足又放的，她们在所处的环境里好学而还保守，知书识礼，待人亲切热情；如虞佩曹追忆母亲，“是并不漂亮的旧式女子，父亲对她诚笃忠实与信赖，并帮助她进步提高。他们终生至亲至爱，我们从未见过他们争吵。许多小朋友羡慕我们的和睦家庭，我想这也是清华的传统”。一天，清华园出名的威廉特尔式的猎手陈达先生去西山打猎，丰收而归，送来鹿肉，虞家的姐妹们不失时机地把父亲打一只臭鸟花了多少钱的事再一次重提。 闻一多先生之子，画家闻立鹏回忆：“父亲曾说过要‘诗化’家庭。他给挚友饶孟侃的信说：‘今夜为内子授诗，课毕稍暇，因拂笺急书数语奉上，以释悬念。’给梁实秋信中也说：‘……暇时则课弟妹细君及诸侄以诗；将欲‘诗化’吾家庭也。” “在昆明乡下，他常靠在床前的忱头上，听孩子们背诵《春江花月夜》，背诵《长恨歌》、《琵琶行》。那时，孩子们正准备到城里上联大附中，其实对诗的内涵并不能真正理解，但那长诗的优美音韵和深邃的意境，却至今久久不能忘怀，无形中培育了我们身上的‘艺术细胞’。” 有些太太则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如赵元任夫人杨步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结婚的教授夫人中，相当多人还在国外读过书。但因种种原因，清华有夫妻不同校的规定，清华对师资条件要求高，做教师既不够格，做一般职员又不甘心，加之她们经济条件优裕，受外国习俗影响，等等，所以她们大都甘愿在家里做贤内助。 这些身披白纱的新式婚姻的女主角，大多有着传奇式的美丽，然而并非令人目眩神迷，而是既中庸典雅，又坚强沉静的中国女性传统意义上的美。 1932年6月18日，少年英俊的周培源先生和清丽脱俗的王蒂徵女士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举行隆重婚礼，几十年后，耄耋之年的王蒂徵还经常向小女儿周如苹津津有味地回忆说，结婚那天（可周培源先生非更正说是照结婚照那天不可）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尤其是小孩子们一边追着跑，还一边说新娘子真漂亮，新郎真潇洒，每每说到此他俩都笑得合不拢嘴。婚礼是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作证婚人，当司仪宣布婚礼开始时，梅先生说：“呵呵，现在我宣布周培源女式和王蒂徵先生，呵呵不不，是周培源先生和王蒂徵女士……”全场哄堂大笑。事后王蒂徵说这是梅先生的幽默，而周培源非说是梅先生老糊涂。他们婚后住在清华园，曹禺先生和季羡林先生都说过那时他们这些青年学生经常看见周培源伉俪出入清华园。曹禺先生曾告诉周如苹说因为她妈妈是个美人，所以他们经常在后面追着看。 这样的生活完美无缺，确是神仙眷侣的日子。 宗璞先生在小说《南渡记》中描写过七七事变前清华的教授生活：“清晨，随着夏日的朝阳最先来到的，是送冰人。冰块取自冬天的河湖，在冰窖里贮存到夏，再一块块送到用户家中。冰车是驴拉的，用油布和棉被捂得严严实实，可还从缝里直冒水气，小驴就这么腾云驾雾似的走了一家又一家。送冰人用铁夹子和草绳把冰从车上搬到室外，最后抱到冰箱里。接踵而来的是送牛奶的。再往下是一家名叫如意馆菜店的伙计。” 书中教授的雅致宽敞的家庭和亲戚家豪华的婚礼，打扮得仙女一样的新娘，温柔典雅的教授夫人，又华贵讲究又书香气十足的教授夫人娘家，让上世纪80年代韦君宜已39岁当了副教授的女儿提出问题：“那时候，一个大学教授能这么有钱吗，还用厨子、花匠？”于是，韦君宜就像给小孩讲古一样，给她讲那时一个教授家里用厨子是必须的，另外用两三个男工或女佣也平常。至于教授夫人娘家，既然从前是同盟会员又当过国会议员，住着里外四进的大宅门，更不稀罕。教授坐私人汽车，她没有见，但是也可能。 “我们是成千论百唱着流亡曲蜂拥离开北平的，实在是忘不了1937年以前的北平，就如我自己忘不了1937年我的母亲一样。” 那时候，这些当年的教授子弟、北平人，有他们的真实的爱国心，他们的亡国恨，经历了艰危，也知道有共产党，因为在北方，也知道有一二·九。但是大多数人那时并不知道红军有多大力量，更不知道毛泽东。 总之，在抗战前做学问短暂的黄金时代，先生们只顾做学问，没有后顾之忧，家庭生活和睦融洽，没有听到过争吵之声。到了夏天的傍晚，常常全家出门散步，走出南院、西院，在校园的林中小径相互问候致意。 而围墙外的中国社会，确乎是另一个世界。清华园里过着优裕生活的学者和学生们，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曾尽力为那些得不到受教育机会的人群呼吁和进行培训。比如当时清华、燕京旁边免费开办的平民学校。 教小孩子的学生，真有热心得把小孩子带到自己的寝室来睡的。教校役的也不少。校役很多愿意读英文，英文教员也就大开其速成班。平民图书室同车驴夫阅览所是学生同听差共同管理，因此他们也可以尝试些实行平等的共同生活。这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亦是极罕见的举动。 另外，去过黄泛区的同学们都忘不了灾区的生活。 但是，虽然学者们的生活水准同那些军阀、官僚、大商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深受普罗思潮影响的进步学生，在百无禁忌的校刊上，还是做了这样并无恶意的揶揄： 每天朝晨，太阳的金辉，罩上了园林，就有五六十辆摇篮车，从教授家里推出来到大礼堂前边。保姆们嘴里唱着歌儿，摇篮车里的小孩，对着晶莹的青天涌出微笑涡。这些孩子，比发琪儿还幸福，它们是根据人种学家的研究心得来抚养成的，早上喂他三两四钱五分重的牛乳，中午三两六钱七分，晚上四两零半分，温度在摄氏表三十三度三。冬天的卧房上下，是半透明的乳色玻璃，让太阳光射进来，并且用科学方法使室内常保持十七度七的气温。这些是新中国最有希望的小国民，将来他们的体力智力可以增加五点五四倍。你们来时，大概会看到园外路旁溪畔的露形的男孩女孩儿吧。他们冬天在垃圾堆里捡着煤烬，拿回来可以烧火；夏天在污泥里玩，大人们永不管他们，身上常是满身脏，永不知什么叫快活。（海莺：《阿丽思姑娘清华园漫游记》，清华校刊《暑期周刊》348期（1934）） 这些不无夸张的描述，却真实地体现出老清华人的民主思想。 不过，到了抗战时期，在艰苦的大后方，这种象牙塔里衣食无虞的生活就彻底结束了。当时，梅贻琦校长夫人与袁复礼、潘光旦教授夫人等共同制糯米糕“定胜糕”以换取微薄利润养家糊口的故事，至今为人所乐道。 中国妇女柔软到极点又坚强到极点的特殊精神，在这些于抗战时期与国家民族共同经历天翻地覆变化的知识型家庭妇女身上，也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如地质学家冯景兰先生之女冯钟芸教授记述：“抗战时期在昆明的生活是艰苦的。物价飞涨，薪金有限，能维持八口之家安然度过，确实不易，这时期我们的衣服、鞋子，往往是母亲亲手缝制，无形中教育了我们要勤劳、节俭。父母把孩子送到返校的路口，然后徒步返城。那是一个天气稍热的初夏，木香花已经盛开。父母亲神采奕奕，他们对大自然是热爱的、默契的。” 摘自《清华往事》，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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