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医宝鉴》是朝鲜杰出医家许浚编纂的医书，曾在我国播出的热门韩剧《医道》讲述的就是许浚的故事。《东医宝鉴》初版于1611年，分内经、外形、杂病、汤药、针灸五部分，摘引了《内经》等多部中国古医书，并用中文分类汇编而成。此书不但被看作是朝鲜最佳医籍，传入中日等国后，对东亚地区的传统医学均有重要影响。
借“韩医申遗”这一新闻，本报采访了多位熟悉韩医的学者，解析这一韩国传统医学的源流与现状，揭开韩医面纱。
身土不二
中韩传统医学的源流关系
韩国古代名医许浚在《东医宝鉴》中提出“身土不二”，意思是“身”和“土”不能分离，每个人与生养自己的故乡水土无法断绝联系。这一理念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从历史流变的状况来看，韩医与中医也存在一种类似“身土不二”的渊源关系。
韩医的医学理论、诊疗手段与中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源与流的关系
“中医与韩医是源与流的关系。”《中国中医药报》总编助理毛嘉陵说。他认为，今天的韩医，其根在中国的中医。韩医和中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从医学观、医学理论、临床诊疗方式等方面来看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一千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药传入朝鲜半岛。到了唐代，中医药最著名的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等就成为了朝鲜医学生的教材，他们效仿唐朝的政府管理制度，设立了医学学科。北宋时期，全面反映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的《太平圣惠方》成为了高丽国医药临床中重要的指导性读本，接着，高丽国又刊印了《伤寒论》、《肘后方》等一大批中医药著作，使中医药学在该国得到了广泛传播，高丽国还仿学宋朝设立了“惠民局”、“典药局”等医药机构。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傅延龄也表示，直到明清时期，韩国始终与中医保持着交流。“比较多的是中医传入韩医，也有不少韩医元素融入中医。”韩医一直以来都将中医称之为“东医”，一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出于民族自尊的原因，才将名字改成“韩医”。目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仍然使用“东医”一名。
相比之下，日本的情况有类似又不太一样。在日本，中医习惯被称为“汉医”、“汉方医学”或“东洋医学”。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施“脱亚入欧”的政策，否定一切传统的文化与技艺，也自然停止了对中医的学习。因此，日本的“汉医”在明治维新后陷入了低谷。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傅延龄认为，“因此现在中医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不如在韩国的情况。”
也许从中国的角度看更能了解韩医与中医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韩医被称为“朝鲜医”，属于民族医学的一部分。从事民族医学研究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介绍，中国的传统医学分成作为主要代表的中医学、各民族传统医学和民间医学三大类。其中第二类包括了二三十个民族的传统医学，有十多个比较活跃，朝鲜医和藏医、维吾尔医等并列其中。
“19世纪一部分韩国人移民入吉林延边一带居住。他们的移居引入了一些新的移民文化。他们所掌握的传统医学原先叫‘高丽医学’，后来改称为‘朝鲜医学’。”诸国本表示，“民族医学是传统医学的一部分，和中医学的地位是并列的，它不等于地方化民族化。”
儒家思想引出“四象医学”
庆熙大学医科大学是韩国最著名的传统医学院校，该校国际关系教育研究院院长高炳熙认为，中医和韩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哲学理念上的不同：“中医主要立足道家思想，侧重人类生活的平衡。而韩医则主要立足儒家思想，试图尽量去适应环境，探求如何更好地生活。”他认为，从这点上来看，韩医比中医更为实际。
不过，中国学者并不认同他的这种看法。诸国本认为，尽管中医的《内经》具有淡泊名利等虚无的思想，较接近道家理论，但中医随后的发展中，还是受到很多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如汉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受到这一时代重儒思想的极大影响，而包括白内障的针拨术等在内的一部分中医眼科技术，则来源于印度，受到佛教影响。
高炳熙认为，哲学理念的不同导致中医和韩医之间理论框架上的不同。他认为，儒家思想导致了“四象医学”的产生。“四象医学”是韩国特有的理论体系，它注重人体在行为、生理特征和适应性方面的个性。不同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根据人体的气、体形和生理心理特征，归入太阳、太阴、少阳和少阴四个象。因为其极其注重个体的特性，高炳熙形象地将这一理论称为“裁缝医学”，也就是说，医生和裁缝一样，会给病人“量身”诊断，开处方。“这就是‘消费者是上帝’。”
不过，说四象医学就是韩医的理论基础并不确切。傅延龄表示，“四象理论”和中医“阴阳五行”的理论和“四象”理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何况“四象医学绝不代表韩医学，它只是比较出名的学术”。
同时，四象本身就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来源于《周易》。《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诸国本认为，中医的《内经》、《灵枢经》中也都提到了“四象”的概念，“它把疾病和人体体质相结合起来，按此诊断，而开的方子还是中医的方子。”因此，他也认为“四象医学”只能算是韩国医学的特色理论。
韩医框架并无独创性
无疑，作为中医主流分支出去的韩国医学，在自身基础上有着创新和发展。和中医广泛吸收外来精华一样，韩医也在初创时期吸收过印度、阿拉伯等地的医学传统。到了宋元交替之际，尽管在理论上依旧沿袭中医基础，当时的东医还是创造出一些独有的医药工艺，并出现了大量的东医医学书。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韩医的发展立足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又结合了自身的草药实践。“韩医学是朝鲜古典医学与中医学的结合”诸国本如此定义韩医。
除“四象”医学之外，韩医与中医也存在一些流派上的差异。比如韩医将内科按脏器细分。此外，有观点认为，韩国不存在“温病学派”。这点在学者处得到了否认。“古人看不到病源微生物等物质，因此用很综合性的‘气’代替，包括了正常和非正常的热气，”傅延龄介绍，“‘寒’不是狭义的寒冷。中医将所有非人体所有，包括气象因素在内的外界导致的病都并入伤寒之列。”明清后，科学意识出现，人们发现有些疾病不是寒引起的，而是温和热造成了对人体的伤害，因此才产生了不同的治疗方式。由此产生了“温病学派”。明清是“温病学”的成熟期，这个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较成熟，它和“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但因为15世纪以后，韩国依旧和中医有着交流，中医科学成果继续传入韩国，也对韩医学产生了影响，只是韩医教育中，不设专门的温病学课程。
“看差别关键看在医学观念和学术理论体系上有没有差别。”毛嘉陵表示，韩医与中医的差别甚至不如藏医或者维医与中医的区别大——这两种民族医学与中医有截然不同的一套理论。相对而言，韩医与中医相比，整体框架没有特别大的独创性。
争议
现代化，这是一个问题
中药必须经过西方标准衡量，这就是争议了多年的“西药审批制度”。国家中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认为，这个制度客观上是保证质量的。“比如古方几种成药，它质量好不好，是否有毒，加工过程会不会产生毒害，这些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测量。”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传统医学的现代化问题。
对此，因雷公藤红素抗癌机制研究成果蜚声学界的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袁晓指出，“科学的进步会揭示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同时，会扬弃不够科学的部分。”傅延龄也认为，中医肯定可以现代化。他指出，“传统的炮制、蒸、煮过程，用传统的理论解释不清楚。”比如，当归具有通便的作用，但它可能会使部分便秘者产生轻微的腹泻，这点在把当归炒一下后就不会发生了。传统医学认为“炒一下”能缓和药性。而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是“炒”去了当归里的挥发油。
然而，传统医学界对“现代化”的看法并不统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研究员指出，传统医学有其产生的理论学科背景，其发展不能用西药的标准。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医药体系，中药必须由中医大夫辨证使用，如果离开中医理论，中药就发挥不出其效用。“而我们要发展中医，必须尊重中医的理论体系，要给中医立法，同时要培养大量的中医。”
在这一问题上，韩医的一些做法似乎值得借鉴。事实上，在运用现代研究、实验研究等种种手段，韩国的研究人员想要证明的不是韩医的科学性，而是其应用上的有效性。韩医学界较重视实用层面的问题，而并非一味地争论是否是科学的。只要韩医在保健、保养，甚或在疾病治疗上能得到承认，其诊所有患者光顾就足够了。
“汉方医学”在日本的研究情况也是如此。日本医学界专门成立“医学教育大纲研究开发事业委员会”，指出现代医学在16世纪以来，医学各基础学科都发展很快，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对象也越来越细。以分析见长的现代医学现在应该回归到“全人的医疗思想”。此外，日医学界报告的汉方医学临床研究结果改变了个案总结的做法，较多采用随机、对照、盲法等规范的研究方法，以验证汉方医学的疗效，增加了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