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了。自他1936年10月19日逝世、作为“民族魂”受到隆重公祭以来，几乎每年都要纪念，而每十年必一大祭。通过自1946年到2006年七个十年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中国的精神轨迹和中华民族对本民族伟大人物认识的曲折过程，从中得到不少的教益。

　　1946　十年祭

　　1946年10月，是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

　　10月12日，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之前，上海各界举行了一次鲁迅墓祭扫活动，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和郭沫若、许广平、茅盾、田汉、胡风等参加了祭扫仪式。仪式开始前，中共代表团在鲁迅墓旁栽种了一棵柏树。

　　19日下午2时在辣斐大戏院举行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这是空前的一次盛会，开得庄严、隆重。会议由全国文协等十二个团体发起，全国文协主持。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富有战斗力的讲话，他说：“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先生逝世后，中国就从内战进入抗战。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不幸抗战才告结束，又回到了内战。内战是鲁迅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据1946年10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沈钧儒、许广平也相继发表了讲话。最后放映了鲁迅先生葬礼的纪录片。

　　10月19日，重庆、哈尔滨、佳木斯等地也举行了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认为鲁迅是中国数十年来最经得住考验，最优秀杰出的文学家与伟大的导师。提议筹办鲁迅学院，建立鲁迅文化出版社，设立鲁迅社会大学，使鲁迅精神传播更远更深。

　　在学术上，鲁迅十年祭中出现的重要学术论著有：冯雪峰的《鲁迅回忆录》，1946年10月18至12月7日在上海文汇报连载。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鲁迅研究文献，谈了1929年与鲁迅相处的经历，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剖析了鲁迅对待黑暗的态度，异常深刻，是后来的鲁迅回忆录所没有的。胡风的《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也很重要。提出“五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人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那原因就在他的从对于旧社会的深刻认识而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里面。”舒芜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是中国鲁迅学史上一篇很有分量和深度的学术论著，核心是认为鲁迅所面对的是“做戏的虚无党”横行的黑暗的中国，鲁迅所走的道路是正视黑暗、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的路。戈宝权的《鲁迅的作品在外国》，是第一篇研究鲁迅作品在国外影响的文章。前苏联费德林的《鲁迅文艺创作的风格》，则是国外鲁迅学家首次全面论述鲁迅文艺创作风格的论文。

　　1946年第一个十年祭的时候，“左”的思想对鲁迅研究的禁锢尚不严重，所以冯雪峰的《鲁迅回忆录》和舒芜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这样真实而富有个性的文章能够发表出来。不几年后，舒芜遭到了批判，冯雪峰再回忆鲁迅时也不敢这样无拘无束了。

　　1956　二十年祭

　　1956年10月，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10月14日，鲁迅遗体迁葬仪式在上海隆重举行。茅盾、周扬、许广平、巴金等十人先行至万国公墓起灵。巴金和金仲华庄严地把一面缝着黑字的“民族魂”红旗覆盖在灵柩上。上午9时，宋庆龄、茅盾、周扬、许广平、巴金等十一人在哀乐声中扶着灵柩进入虹口公园大门，徐徐向墓地进发。雄伟的新墓地满放着各界人士送的鲜花和花圈，墓碑前放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宋庆龄等献的五个大花圈。灵柩落入墓穴时在场的人都肃立致哀。巴金在墓前报告了筹备迁葬的经过，接着茅盾和许广平先后讲话。参加迁葬仪式的有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家、工人、学生和各国驻上海的外交人员近二千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儿媳、孙子也参加了迁葬仪式。

　　10月19日，首都各界人民和来自十八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一起，在北京隆重集会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周恩来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主持。他在开幕词中概括地介绍了鲁迅战斗的一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大会上作了题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苏联、缅甸、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十多个国家的作家先后发言，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做出高度评价。

　　上海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于同日上午在大光明戏院举行。文化艺术界及各界代表参加者近二千人。大会由宋庆龄、陈毅、巴金等十五人组成主席团。大会筹委会主任巴金致开幕词说：鲁迅先生是中国伟大的创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全部作品已经成了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据1956年10月20日上海《文汇报》)

　　在学术上，1956年的鲁迅二十年祭是一次丰收，出现了几篇长留于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传世之作：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以理论的概括性、研究的整合性与深广、细微、透辟的论述，深刻阐明了艺术的真实性问题。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是中国鲁迅学史上一篇很难得的妙文，简直是把鲁迅杂文的艺术风貌活灵活现地和盘托出了，之前没有人做到，之后也无人企及。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从整体上全面、深入地揭示了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成为这一专题研究的经典之作。李长之的《文学史家的鲁迅》，详瞻周密、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和著述中的成就、方法、见地及其历史地位与局限性。

　　1956年的第二个十年祭，取得了80年代之前再没有出现的学术丰收，然而“左”的思想禁锢已露端倪，例如茅盾的《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主题报告，把鲁迅思想完全纳入政治公式，从还原鲁迅本体的鲁迅研究本旨来说，则是一种倒退。

　　1966　三十年祭

　　1966年10月，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

　　这时，席卷全国的“文化革命”已经开始。10月19日，上海、广州、绍兴曾集会，举行纪念。10月31日，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七万多人举行大会纪念鲁迅。周恩来、郭沫若、许广平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主持，文革“新星”姚文元作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主旨报告，号召“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绝不宽恕”；“发扬鲁迅坚韧、持久的革命精神”，“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大方向继续前进”。一个大学生发言表示“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一个中学生发言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鲁迅说成是人道主义者，表示“要彻底挖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毒根，把它连根拔掉”。陈伯达最后致闭幕词，强调鲁迅遗嘱中“一个都不宽恕”的精神，号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当时负责传达最高权威声音的《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则一会儿把鲁迅改塑成了一个为了贯彻“文革”路线而“打落水狗”，而坚韧、持久地冲锋陷阵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一会儿又扭曲成了“俯首听命，甘愿做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前卒’和‘小兵’”的政治奴仆。

　　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是“文革”当权者利用鲁迅时的思维方式——抓住鲁迅坚持斗争、“打落水狗”的个别言词，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和全人全篇的整体内涵加以极端化，把鲁迅扭曲为所谓“文化革命的先驱”，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这哪里是什么纪念鲁迅、研究鲁迅，完全是把鲁迅当作了自己手中的泥塑和工具。

　　1976　四十年祭

　　1976年10月，是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纪念。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刚刚粉碎“四人帮”，当时的宣传部门是用鲁迅来造批判“四人帮”的政治舆论。10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鲁迅永远进击》提出：“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读点鲁迅，学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向阶级敌人，向修正主义，永远进击，长期作战。”“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20日，人民日报又报道了北京、上海等地群众的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说北京工农兵学习、研究鲁迅著作小组已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个，参加学习、研究的骨干近八千人。上海则有小组五百多个，骨干八千多人。还借绍兴贫下中农的口说：绝不容许鲁迅当年怒斥过的“蛀虫”、“走资派”，把贫下中农往火坑里推，重演“闰土”、“祥林嫂”的悲剧！宣传部门还摄制了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鲁迅战斗的一生》，向观众展示了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光辉的战斗历程。2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署名文章《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重新发表了鲁迅的杂文《三月的租界》，借此不点名地批判“四人帮”之一张春桥。

　　以现在的眼光观察，就不难看出当时宣传部门的弊病：本是想批判“四人帮”，但其实还是和“四人帮”一个思维模式——把鲁迅扭曲成“永远进击”的极端激进派，再以这个激进派形象激励群众与“四人帮”斗争，并以此为尺度批判“四人帮”的投降性。因此，离鲁迅本体更加遥远。而鼓吹工农兵学习、研究鲁迅著作小组已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个等等，仍然犯的是“文革”、大跃进中的假、大、空的形式主义错误。鲁迅研究是需要持续进行的，但绝对不能靠群众运动来搞，更不能把鲁迅当作工具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至于以《三月的租界》批判张春桥，也同样犯的是“四人帮”式的错误，因为当时张春桥以狄克笔名对《八月的乡村》提出批评，只是作为一个文艺评论者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无大错。鲁迅提出反批评自有其道理，但并不能因此判定狄克是反革命或投降派。当时的宣传部门还是延续着“文革”式的“揭老底”、无限上纲的老例。

　　1986　五十年祭

　　1986年，是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

　　经过80年代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国鲁迅学界与全国人民一起达到了崭新的思想境界。这次纪念鲁迅，就不同于十年前把鲁迅当作政治批判的工具，而是在80年代“文化热”的推动下深入到了文化的层面。

　　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0月19至23日在北京召开了“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英、法、匈、苏、日六个国家的十几位外国学者，一百余名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专家，提交论文七十余篇。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在中国鲁迅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会议围绕“鲁迅与中外文化”的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有人认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整体反传统”或“全面反传统”。因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是在中华民族介入了现代世界的广泛联系并以弱国、落后国的姿态面临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威胁的时候做出的。在这时，中华民族追求与世界各强大国家的外部平衡的需要大大超过了自求平衡的需要，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自求平衡的历史必要性已经转化成了现实的不合理性，它成了中国现代文化改革的根本阻碍，因为它对外来的“新气息”具有巨大的抗拒力与“同化”力，所以鲁迅不仅对传统文化作根本的否定与批判，而且特别注意揭穿“调和派”的本质和危害，主张宣布掀掉屋顶，才可能“许开一个窗”，用“过正”来“矫枉”，实行彻底的“拿来主义”。有的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鲁迅是从儒家文化或孔子思想对人民大众的关系即统治、压迫、奴役这一角度来评价，作出了“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的结论，予以袭击、扫除和否定。因而鲁迅的反传统也只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从其他角度，鲁迅是有所肯定的。鲁迅的这种态度，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全面反传统”。即使鲁迅是彻底反儒的，他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文化背景性影响。例如，受了儒家偏重于藉思想文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方法的影响，而这正是一种中国的传统思想方法。

　　还有的学者把鲁迅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归纳为三个方面：一、鲁迅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少年老成——早熟的文化。二、鲁迅剖析了中国过早成熟的“生命哲学”与选择“知识之树”的西方文化的不同：儒家塑造了向内退缩的国民性，而缺乏西方文化向外开拓的精神；塑造了中国人在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寻求满足的稳妥、平和、本分等国民性，而缺乏西方文化负罪感的不稳定和苦闷彷徨的动态心理；死亡是现世享乐难以逾越的鸿沟，于是有追求不死成仙的道教。道教同灵肉两分、人神两分的基督教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生命宗教、肉体宗教。三、鲁迅对中西文化发展模式的比较：中国文化沿着中庸之道的路，在模糊中整体性的渐进，而西方文化则是在偏至、对立、明晰中发展起来的。

　　1986——鲁迅五十年祭，是鲁迅研究从以鲁迅为政治工具向还原鲁迅的文化本体转折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史意义。

　　1996　六十年祭

　　1996年，是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纪念。

　　又经过十年的深化，鲁迅研究向着更深的文化层面掘进。10月，中国作协、中国鲁迅研究会、上海作协、上海文联和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19日，题为“民族魂——世纪之交的鲁迅”的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会上学者提供的论文多是关于鲁迅思想与文化遗产的宏观研究与现代阐释。有的学者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人文背景，认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正是鲁迅自己。鲁迅提出“立人”主张和个性主义后，早期从正面讴歌理想的人性，接着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全力抨击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并且在积极参与左联等群体性文艺和社会运动后，仍然保持了坚定、清醒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而鲁迅的坚定的不妥协的否定批判精神正是现代人文精神的体现。有的学者则阐释了鲁迅“人国”思想的现代化意义，认为所谓“人国”，是与皇权专制或君主专制的国家异质相对的。实际上体现出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自由、法制三个基本特征。鲁迅为历史留下的未完成的课题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学者们还进一步阐发了鲁迅与尼采思想、英哲文化、宗教文化、传统文化以及国民性改造、社会变革的关系。有的学者还深入到鲁迅作品的文本层面，对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论述了二者“闲、随、杂、散、曲”五种共同特征之后，得出了“鲁迅为世界散文史上第一大家”的结论，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品性和功力。

　　会后，参加会议的代表祭扫了鲁迅墓，敬献了花篮。

　　总之，如果说1986年的鲁迅五十年祭是鲁迅研究向文化层面深入的转折点的话，1996年的鲁迅六十年祭就已经显现出了坚实的文化研究实绩。

　　另外，为了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有关部门还举办了展览，开展了“京、沪、浙中学生鲁迅知识竞赛”，扩大了鲁迅在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中的影响。

　　2006　七十年祭

　　2006年10月，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

　　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绍兴市人民政府、北京鲁迅博物馆主办、绍兴文理学院、绍兴鲁迅纪念馆承办，于10月16到20日在绍兴举行“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将在鲁迅墓前举行公祭活动。

　　这次的跨文化对话，已超越了一般层面的文化比较研究，而升华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从更高的文化视点上宏观考察鲁迅思想文化的源流、特征及其地位、影响，这意味着鲁迅学又将上升到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