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是在同旧中国专制统治势力的坚韧抗争中，不断地被迫害被诬蔑，历尽艰辛度过的。他说过：“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并非闲话（三）》）鲁迅生活的几十年里，生活、学术、政治，各方面的流言，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横加罪名，恶意传播，连年不断地袭扰着他，严重地伤害他的身心。流言的阴影，围困笼罩了鲁迅的一生。他在许多杂文和书信里，叙写和表明了对于各种流言的愤恨和憎恶，揭露流言的卑劣手法和险恶意图，反击流言制造者的诬陷和阴谋。这些流言并没有使鲁迅的历史价值稍有减损，相反，更使后人看到鲁迅的伟大。检点历史，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

　　鲁迅为何离家，搬家？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就遭受流言的伤害。1898年春，他离家去南京求学，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流言的刺激。他回忆起，父亲逝世后，有一次同衍太太闲谈，她怂恿他在家里“到大橱的抽屉里”寻出首饰珠子一类东西“去变卖”。鲁迅十分反感。然而，不久“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那么，走罢！”（《琐记》）莫须有的流言刺痛年青鲁迅的心，使他决意离开互相挤兑的封建故家，“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

　　在婚姻大事上，青年鲁迅又遭受流言的沉重伤害。1906年夏天，鲁迅的母亲听到谣传：说鲁迅和日本女人结婚了，而且还抱着孩子在东京街头散步。实际是，鲁迅有一天和许寿裳去逛公园，路上碰见一位日本妇女，肩背小孩，手抱婴儿，身后还跟着孩子。鲁迅连忙过去，替那妇女把手中孩子抱过来。这本是他仁爱助人的高尚品行，恰巧被一位同乡看到，误说误传成流言，使鲁迅的母亲听后心慌着急，接连写信并故意说自己重病，催迫鲁迅回国完婚。奉命结婚后，鲁迅对友人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查无实据的流言催逼成无爱的婚姻，让鲁迅抱憾终生。

　　流言给予鲁迅最深重的伤害，乃是1923年夏天发生的兄弟“失和”事件。鲁迅和周作人原本“兄弟怡怡”地住在一起；突然间，周作人决绝地写信给鲁迅：“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这是由于羽太信子在丈夫耳边造谣诬蔑鲁迅。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郁达夫：《回忆鲁迅》，《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75页，东北鲁迅学会会刊）章川岛直白地说：“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转引自：段国超：《鲁迅周作人“失和”之原因探析》，孙郁主编：《周氏兄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49页）一年后，鲁迅在日记里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跃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园处，则启孟救正之。”（《鲁迅日记，1924年6月11日》）鲁迅后来有一个笔名：“宴之敖者”，意思是“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可见他对此事念念不忘。

　　1927年秋，鲁迅到上海不久，就陆续的有流言传出，先是说鲁迅要经商开店：“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用商人眼光看人。”（《致廖立峨（271021）》）后又传出鲁迅到艺术大学做教务长的流言，“这是他们有意散布的，是一种骗青年的新花样”。（《致史济行（290221）》）30年代初，流传在北京的谣言，是说鲁迅“在上海发了疯”，（《致章廷谦（300222）》）使得他只得写信去劝慰和化解亲友的惊诧忧心。

　　1934年春，北方报纸上有消息说，鲁迅患“重症脑膜炎”，要停笔十年。“这信息是从上海去的，完全是上海的所谓‘文学家’造出来的谣言。”（《致萧军（341105）》）谣言流传各地，老母饮泣，挚友惊心，使得鲁迅接连写几十封信去辟谣。他在信里斥责造谣的“文氓”，“心凶笔弱，不能文战，便大施诬陷与中伤，又无效，于是就诅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恶也。”（《致姚克（340324）》）他安慰友人说：“其实我脑既未炎，亦未生他病，顽健如往日。”“我头脑冷静，健康如常。”（《致姚克（340315）》；《致增田涉（340318）》）

　　鲁迅还给台静农写诗云：“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迷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三月十五夜闻谣戏作，以博静兄一粲。”（《致台静农（340316）》）这诗幽默风趣，表明鲁迅对诅咒式谣言的轻蔑鄙视，抒发了自己依然坚持抗争的乐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