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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独立性的丧失是必然，而民族传统却逐渐成为一笔可以立即兑现的丰厚遗产。从“文化”到“遗产”，“传统”的命运大抵如此。 广州某报的一篇报道再次将中韩传统文化争夺战推向高潮。在这篇题为《韩国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遗”》的报道中，中国民俗专家白庚胜称，韩国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 韩医理应获得肯定 这样的报道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首先，韩国传统医学界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将原“汉医学”更名为“韩医学”，以发展“韩民族固有的生活医学”。1986年，韩国政府修改《国民医疗法》确定这一称谓。韩医界也并不讳言，这一更改存在“确保属于自己的医疗领域并为了再现那种垄断而设计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其次，韩国方面此次申遗的对象，其实是韩国医学古籍《东医宝鉴》。该书被认为是韩国最优秀的综合性传统医学典籍。韩媒体称，为纪念该书面世400周年，韩国政府才有意将其申报为“文化遗产”。更何况，作为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韩医本来就与中医一样，理应获得“文化的遗产”的肯定。 传统医学应归入“文化”范畴 医学诊疗是作用于人体的实践活动。对人体的认识，决定着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解释、介入人体活动。而对人体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近现代科学诞生之前，人们只能使用传统的方法与思维来理解自己看到的世界。 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这一时期的诊疗手段更接近文化。 几千年前，人类的先辈怀揣着一本“朴素唯物主义”的账册，观察左旋天道与万物循环，并写下了那个时代人对世界的认识。这些早期的自然哲学思想，在有一些地区渗透进了传统医学的领域，并最终成为相应的传统医学的指导思想。在古代希腊，“元素”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导。哲学家们发明了火、气、土、水四大元素，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热、干、冷、湿四大“特性”，并最终推演成了血液、黄胆、黑胆和黏液构成的“体液说”。四体液与人格、季节、脏器和病症相互对应，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隐喻体系。这套学说与古代中国的“五行”隐喻体系如出一辙。而希波克拉底派医师所追求的与大自然相似的平衡状态，也与中国传统医学中的某些理论基本一致。初民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难于从根本上了解复杂的事物，因此只能按照对表面现象的观察进行推导。来源于自然哲学的隐喻体系，被逐渐挪用为传统医学的理论指导，也就成了顺水推舟的事情了。 世界各地区、文明长期流传的传统医学，都是传统文化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对立面”——近现代医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医”。事实上，在1543年《人体之构造》一书出版之前，西方人的诊疗活动，也局限在传统医学的范畴之内。所以，我们理应将世界各民族传统医学尽数归入“文化”的范畴。 传统中医衰亡是必然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各传统医学的出现与发展，都立足于相应社会的前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以中医为例，其药物就地取材、病情判断借助表象以及症状分类模糊的性质都与东亚式的农耕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这决定了中国的传统医学仅能针对个人进行诊疗活动，而无法以社会为单位开展具有系统性的卫生工作。1840年以来，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入，作为医学的中医衰亡也就成了必然。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社会中，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与社会控制是一系列基本追求。因此，有效、快捷地培养高素质的医疗从业人员，建立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成了现代社会对医学的要求。在中国传统医学的体系下，培养高素质中医的周期极为漫长，无法完成对生命体征的数字化管理，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掌握疾病预防的有效方法，因此无法达到这些基本要求，传统中医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必然逐渐脱离一般中国国民的日常生活。 事实上，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它们要么嫁接上现代医学，使之科学化、技术化；要么墨守陈规，在内耗中逐渐沦为文化符号。 无论采取哪一种做法，传统医学独立性的丧失都是必然，而民族传统却逐渐成为一笔可以立即兑现的丰厚遗产。从“文化”到“遗产”，“传统”的命运大抵如此。韩医的研究者们毫不讳言，他们的工作始终围绕着某些“特权”展开。很显然，这是一场对“遗产”与“特权”的争夺，传统医学都应成为“文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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