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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意外获悉：上海鲁迅纪念馆有一件特殊的藏品想公开出版，这件藏品是一部取名为《二万五千里》、由当年40多位红军中高级将领和党的重要骨干撰写的长征回忆录誊写稿。对文献有特殊敏感的李伟国立即联想到几年前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复印的有关《红军长征记》的资料。 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李伟国对两者进行了认真地比对、考证和研究，这件特殊藏品的身世之迷被解开了：这是69年前由延安送往上海准备出版的红军第一部长征回忆录誊清修改稿，由于形势变化，当年的出版计划被搁浅了。此后几十年间，这部书稿历尽艰险，辗转保存，竟能安然存世，具有了极高的文物、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协助配合下，毅然承担续写这段历史佳话的责任，他们调集各路精兵强将，用较高的精度对这部存世孤本进行拍摄制版，赶在长征纪念日前推出了《二万五千里》影印珍藏本，一部深藏纪念馆的珍贵藏品终于获得了新生。 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记者看到了这部藏品：它安放在一个深栗色的木盒中，分订成上中下三册，用绳线装订，绿色马兰纸作护封，已经残破；三册所用的纸质不一，纸色亦有不同，均已发脆、发黄；正文由圆珠笔直接抄写和复写纸的复印两种字迹组成，圆珠笔的笔色有蓝黑两种；对正文的修改有毛笔、红色墨水笔和铅笔三种，字体清一色是繁体字；文稿之前编有完整的目录和编辑说明。 据考证，69年前的1936年8月，为纪录和保存长征的真实历史，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向红军将士发出撰写回忆长征回忆录的征稿信，一时间红军将士纷纷响应，稿件“从各方面涌来”，很短的时间内即收到了二百多件来稿，约50万字。总政治部组织了当时在延安的丁玲、成仿吾等同志参加了编委会，对这些稿件“采录、整理和编次”，最终收录了包括董必武、李富春、陆定一、张爱萍、彭加伦、童小鹏等四十多位同志的一百多篇文章，按长征的时间与空间顺序编次，同时还收入了关于长征所经过地点及里程表、英雄榜等资料，全书编定后约30万字，延安编辑部组织人手对全书进行了誊清复写。 李伟国告诉记者，据他的考证与研究，目前已知下落的誊写稿本实际上只有2部，除送往上海的1部外，另1部当时保存于延安总政治部。上海的出版计划搁浅以后，1942年八路军总政治部依据延安稿本，改名《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印刷出版。限于条件，此次印刷的数量有限，只发给了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 2002年，李伟国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到并复印的《红军长征记》，系由朱德赠送给斯诺，再由斯诺赠送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珍藏。李伟国在对延安本、上海本两种版本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上海誊清稿中少数篇章，为延安排印本所无，另有少数篇章延安排印本中有而上海保存的誊清稿本中未见，还有个别篇章目录中有而上海保存的誊清稿本与延安排印本均无；此外上海誊清稿本中保存有多位作者、编者的修改痕迹，这些都为红军长征史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线索与研究空间。 李伟国告诉记者，由于1942年版的《红军长征记》在国内外存见甚少，而据以排印的延安誊清本下落不明，在作者原稿佚失的情况下，此次上海鲁迅纪念馆发现的这部誊清稿本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记录红军长征经过的最直接、最真实、最可信、最权威的第一手材料，誊清稿本无疑也是最为接近原稿，可以视同原物形态的历史文物，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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