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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革命作家有距离 从20多岁起，大学时代的李辉便开始对巴金进行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与巴金、沈从文、冰心、萧乾等文化名人有过长期接触，并亲历了巴金写作《随想录》的过程。在他看来，之所以选择巴金与沈从文等人进行比较，是因为如果选择巴金同时代的人过于宽泛，而沈从文等三人很特别，巴金多次说过他的朋友中，“只有这三人最有才气”，但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与巴金的价值取向又有着很大不同，所以正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沈从文曾回忆说，巴金住在北京达子营的沈从文家中时，两人各自写作，但休息时经常“吵架”，文艺观点有很大不同，沈从文讲究艺术的节制，认为左翼文学过于注重口号与激情，巴金对此看法不同，认为有感情就要释放，然而两人吵过以后又是好朋友。巴金在其后的《怀念从文》中回忆说：“我提到坦率，提到真诚，因为我们不把话藏在心里，我们之间自然会出现分歧，我们对不少的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要承认我们有过辩论，却不曾有争论。我们辩是非，并不争胜负。” “两个性格不同的人，相处却十分融洽，让我相当长时间十分不解。”李辉认为，其实分析两人的相异处可以发现两人很多的共同点，这正是沈从文与巴金长期相知相契的原因：两人当时都是年轻作家，也是游离于革命以外，巴金其实有着很高的艺术才分与鉴赏力，其艺术品位是非常高的，“巴金一直把自己往无政府的革命者身份上推，实质上，他的艺术气质与沈从文等人是相近的。”李辉认为，巴金未认识沈从文时就阅读并称赏过沈从文的文章，巴金与革命作家事实上是有距离的。 巴金痛苦的不仅是身体 在比较巴金与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人在1946年后的经历变化后，李辉认为，当时沈从文与萧乾批评家身份更重，反对内战，走“第三条道路”，而在1948年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斥为“反动文人”，其后被迫放弃写作，转向文物研究，巴金则成为可以利用的文人，萧乾在1957年以后则成为右派，惟有曹禺，一直是个“不倒翁”，“这几位人中让我失望的也正是曹禺，他到1990年代心态还停留在1950年代，一直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曹禺自己也曾说过‘和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而萧乾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就是巴金写来的信，当时在医院，不知怎么后来就找不着这封信了，以至于怀疑身边的人拿了巴金的信，虽然后来有复印件，但原信却一直没有再见。 在《怀念从文》中，面对沈从文辞世的从容平静，巴金说：“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巴金对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人的感情很深，1989年我和他之间有过一次长谈，以后的谈话就很短了，巴老后来所写的《怀念从文》一文就是他的怀念，也是他的寄托。巴金晚年在1999年以后———大约有六七年光阴，我为他感到痛苦———并不仅仅是身体（的病痛），更有很多不应该他做的事与责任加在他身上，导致人民错误地理解他，而他又无法表达。”说下这段话时，李辉的神情似乎感同身受出那种痛苦，“当一个清醒的老人不能说出他想说的话，不能写出要写的文章时，去世对他而言未必不可以说是一种解脱，同时也减少外面加给他的不必要的责任。” 李辉表示，巴金与沈从文等人交往留下的并不仅仅是作品，更多的还在于人格，“巴老去世了，但通过巴金与他们的交往，可以来认识我们当下的现实，甚至我们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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