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顺德要拿《三字经》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广东学者认为《三字经》的作者应该是南宋末年的佛山人区适子。宁波人不甘示弱，觉得自己更有理由为《三字经》申遗，因为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鄞州籍的南宋大学者王应麟。（2007年3月20日《现代金报》）。

为《三字经》申遗，醉翁之意不在酒，谁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但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超越文化申遗演化出的经济行为，在如何沿着理解与合作的道路上，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传统等等，对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起积极的意义。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地内部，即当地政府，当然要加大宣传，增加了知名度；也要开学术会、研讨会、论证会，提高了文化品位；还要开辟游览线路，改善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以此刺激旅游业的发展。但这些最后得益的应该是当地的经济民生，如果不然，甚至因此还出现了不必要的政府强制，譬如为了建相关的文化旅游项目，侵占农民土地又不足额赔偿，那么拿着文化遗产的金字招牌又有何意义呢？那时“人之初，性本善”怕要变成“人之初，性本恶”了。

《三字经》“原产地”之争，其实又何必那么较真，作为中华精神文化遗产的《三字经》，老百姓熟知并热爱已经足够，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它的“祖籍”甚至“星座”呢？我们当然理解曾以为该属宁波的“中国梁祝之乡”，结果花落河南汝南；地处宁波的河姆渡神鸟，也曾在考古标志的竞选中折戟沉沙；这次宁波不愿再失《三字经》这张文化名片，如此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一定要胜出《三字经》的申遗之争。

我想举个例子，我的故乡重庆的铜梁龙前两年也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没什么悬念，顺利进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然在这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龙舞作为一个大项，同时获得这一殊荣除了铜梁龙舞外，还有湛江人龙舞、汕尾滚地金龙、浦江板凳龙、长兴百叶龙、奉化布龙、泸州雨坛彩龙。我在这里其实是想给顺德和宁波的朋友提供一个思路，大家可以协调一起为《三字经》申遗，最后双方都受益又何乐而不为呢？

一个处于整合社会异质性结构的阶段的我们，应该更多的寻找一个中间地带、一个促进合作而不是对立的地带。在这里，社会矛盾可以通过交流、对话、融合、转化来解决，谁也不会被吃掉。地方利益的争取，何必就想着占据对方的利益呢？我不是想贬低《三字经》“原产地”的学术思考，而是要警惕在这种被无限放大的，类似涉及历史、名人、户籍、传统等等的“全民之争”背后，我们真是对“文化”无限热爱吗？如果靠一些无聊的“历史噱头”来装扮“历史自豪感”和“历史虚荣感”，那么这种功利主义的“热爱”不过是欲拿历史之锅灶兑现经济效益的小聪明罢了。还是那句话，想想黄河被称为母亲河，长城被称为民族的脊梁，可黄河的黄真让人痛心，长城的砖石也没少被人们砌墙垒猪圈。文化搭了台，经济唱了戏，民生最后不受益，拿着文化遗产又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