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人的改订与小说品位的提升

　　明中叶以来的文人士大夫对“四大奇书”的关注，还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即对于“四大奇书”的文本改订和修正，这也是“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的重要因素。

　　在“四大奇书”的传播史上，对于小说文本的修订已成传统。如《三国演义》，刊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坊主周曰校就“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虽着重于文字考订，但毕竟已表现出了对文本的修订。毛氏父子评点《三国志通俗演义》则有感于作品“被村学究改坏”，故假托“悉依古本”对“俗本”进行校正删改。在毛氏父子看来，“俗本”在文字、情节、回目、诗词等方面均有不少问题，故其“悉依古本改正”。毛氏的所谓“古本”其实是伪托，其删改纯然是其独立的改写，有较高文本价值，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趣味。而《水浒传》从余象斗《水浒志传评林》开始就明确表现了对小说文本内容的修订，尤其是“容与堂本”《水浒传》，在对文本作赏评的同时，对作品情节作了较多改定，但在正文中不直接删去，而是标出删节符号，再加上适当评语。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全面修订使作品在艺术上更进一层，在思想上也体现了独特内涵。就小说文本而言，一般认为刊于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对《金瓶梅词话》作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和删削，与《词话》本相比，此书更符合小说的体裁特性，从而成了后世的通行文本，张竹坡评本即由此而出。在《西游记》的传播史上，《西游证道书》的首要价值即表现在对小说文本的增删改订上，如情节疏漏的修补、诗词的改订和删削、叙述的局部清理等都表现了对小说文本的修正，尤其是合并明刊本第九、十、十一回为第十、十一两回，增补玄奘出身一节为第九回，从而成为《西游记》之最后定本，更在《西游记》传播史上有重要地位。

　　总之，明末清初对“四大奇书”的修订体现了文人对小说文本的“介入”，并在对文本的修订中突出地表现了修订者自身的思想、意趣和个性风貌。综合起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小说作品的表现内容作了具有强烈文人主体特性的修正。这突出地表现在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改定和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之中。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体现了三层情感内涵：一是忧天下纷乱、揭竿斩木者此起彼伏的现实情结；二是辨明作品中人物忠奸的政治分析；三是区分人物真假性情的道德判断。由此，他腰斩《水浒》，并妄撰卢俊义“惊恶梦”一节，以表现其对现实的忧虑；突出乱自上作，指斥奸臣贪虐、祸国殃民的罪恶；又“独恶宋江”，突出其虚伪不实，并以李逵等为“天人”。这三者明显地构成了金氏批改《水浒》的主体特性，并在众多的《水浒》刊本中独树一帜，表现出了独特的思想与艺术个性。毛氏批改《三国演义》最为明显的特性是进一步强化“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本着这种观念，毛氏对《三国演义》作了较多的增删，从情节的设置、史料的运用、人物的塑造乃至个别用词（如原作称曹操为“曹公”处即大多改去），毛氏都循着这一观念和精神加以改造。对于这一问题，学界长期以来颇多争执，或从毛氏维护清王朝正统地位的角度指责其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或从“华夷之别”的角度认为其乃为南明争正统地位，所说角度不一，但均以为毛氏批本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民族意识。这两种观点都过于强化了政治色彩，其实，毛批本中的政治倾向固然十分明显，但也不必过多地从明清易代角度立论，其“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实际体现的还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更表现出了作者对于一种理想政治和政治人物理想人格的认同，即赞美以刘备为代表的仁爱和批判以曹操为典型的残暴，故其评改体现了政治与人格的双重标准。从而使毛本《三国》成了《三国演义》文本中最重正统、最富文人色彩的版本。

　　其次是对小说文本的形式体制作了整体的加工和清理，使“四大奇书”在艺术形式上趋于固定和完善。

　　古代通俗小说源于宋元话本，因此在从话本到小说读本的进化中，其形式体制必定要经由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四大奇书”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文人选取在通俗小说发展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四大奇书”为对象，因此他们对作品形式的修订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视为完善和固定了通俗小说的形式体制，并对后世的小说创作起了示范作用。如崇祯本《金瓶梅》删去了“词话本”中的大量词曲，使带有明显“说话”性质的《金瓶梅》由“说唱本”演为“说散本”。再如《西游证道书》对百回本《西游记》中人物“自报家门式”的大量诗句也作了删改，从而使作品从话本的形式渐变为读本的格局。对回目的修订也是此时期小说评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毛氏批本《三国演义》“悉体作者之意而联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回目对句，语言求精，富于文采，成章回小说之一大特色，而至《红楼梦》达巅峰状态。

　　第三是对小说文本在艺术上作了较多的增饰和加工，使小说文本愈益精致。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补正小说情节之疏漏，通俗小说由于其民间性的特色，情节之疏漏可谓比比皆是，人们基于对作品的仔细批读，将其一一指出，并逐一补正。二是对小说情节框架的整体调整，如金圣叹腰斩《水浒》而保留其精华部分，虽有思想观念的制约，但也包含艺术上的考虑；再如崇祯本《金瓶梅》将原本首回“景阳岗武松打虎”改为“西门卿热结十兄弟”，让主人公提早出场，从而使情节相对地比较紧凑。又如《西游证道书》补写唐僧出身一节而成《西游记》足本等，都对小说文本在整体上有所增饰和调整。三是对人物形象和语言艺术的加工，此种例证俯拾皆是，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