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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是明代小说中最为出色的四部作品，这四部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作品现在已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之经典。通俗小说何以在中国古代能成为经典？实与晚明以来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和文人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精细修改密切相关，有一个明显的“经典化”过程。 在文学领域，“经典”一词主要表现为作品在接受空间上的“广泛性”和传播时间上的“持续性”。明代小说无疑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四部作品最为出色。晚明以来，这四部作品被称之为“四大奇书”，成为明代小说之经典，在中国小说史上影响深远。然而“四大奇书”能够成为明代小说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实与明代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和文人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精细修改密切相关，它的“经典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层面的鼓吹和改造。 一、评价体系的转化与小说经典之生成 在中国古代，以“小道可观”看待小说由来已久，“小道”指称小说的非正统性，“可观”则有限度地承认小说的价值功能，可谓一语而成定评，深深制约了小说发展进程与价值定位，中国古代小说始终处于一个尴尬位置和可怜地位正与此相关。这一评判小说文体的基本术语经数千年而不变，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小说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内涵。至明代，小说创作与传播空前风行，“小道可观”这一核心内涵虽然没能彻底改变，但具体到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评判，评价体系已开始有所转化，这一转化直接促成了明代小说经典之生成。 明中后期以来，随着通俗小说的盛行，文人士大夫对通俗小说加以评判，他们阅读、鉴赏、遴选，并将通俗小说置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予以考察，而在这种考察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脱颖而出，成了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也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范本。且看史料： 周晖《金陵琐事》卷一记载李贽“好为奇论”，称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汉是《史记》、唐是杜甫集、宋是苏东坡集、元是施耐庵《水浒传》、明是在当时享有盛名的“前七子”之首的李梦阳集。李卓吾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集等并称，实则改变了以往以雅俗文体的传统界定，将《水浒传》与所谓的雅文学一视同仁。 “公安派”领袖袁中郎有一部书叫《觞政》，书中谓诗酒风流的文人雅士必读三类书方能称得上“饮徒”：一类是《酒经》《酒谱》《醉乡日月》等，称之为“内典”；一类是《庄子》《离骚》、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诗歌，称之为“外典”；还有一类就是柳永、辛弃疾的词、《西厢记》《琵琶记》等戏曲和《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称之为“逸典”；且认为是否熟读“逸典”是区分诗酒风流的文人雅士与酒肉之徒的重要标准。 金圣叹亦然，他择取历史上各体文学之精粹，名为“六才子书”，即《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六才子书”在晚明以后影响深远。 在上述评价中，所谓托体卑微的通俗小说赢得了与《庄子》、《离骚》、《史记》、李杜诗等作品同等的待遇和评价，这是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一次新转化。在此，文体的界线已不复存在，唯有思想与艺术品位的高下成为他们品评文学作品的标准。这一转化是通俗小说得以发展的重要契机，也是“四大奇书”成为明代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小说史角度看，这一评价体系的转化至少是在三个方面为上述四部作品成为小说之经典在观念上奠定了基础： 一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作家独创性。明中后期持续刊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确实是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奇观。在人们看来，这些作品虽然托体于卑微的小说文体，但从思想的超拔和艺术的成熟而言，他们都倾向于认为这是文人的独创之作。施耐庵、罗贯中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作者已是明中后期文人的共识。《金瓶梅》署为不知何人的“兰陵笑笑生”，但这部被文人评为“极佳”的作品人们大多倾向于认为出自于文人之手。而金圣叹将施耐庵评为才子，与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等并称也是强化了作品的作家独创意识。强化作家独创实际上是承认文人对这种卑微文体的介入，而文人的介入正是通俗小说走向经典的一个重要内涵。 二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情感寄寓性。如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即以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为基础，评价《水浒传》为“发愤”之作。吴从龙《小窗自纪》卷一《杂著》评“《西游记》，一部定性书，《水浒传》，一部定情书，勘透方有分晓”亦旨在强化作品的情感寄寓意识。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评《西游记》“非浪作也”。而在推测《金瓶梅》之创作主旨时，明人一般认为作品是别有寄托、笔含讥刺的。 三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文学性。如金圣叹将作家之“才”分解为“材”与“裁”两端，用意不言自明，他所强化的正是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家所必备的情感素质和表现才能。他进而分析了真正的“才子”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金圣叹将施耐庵列为“才子”，实则肯定了《水浒传》也是作家呕心沥血之作，进而肯定了通俗小说创作是一种可以藏之名山的文学事业。 可见，以“奇书”和“才子书”为代表的思想观念促成了对于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揭示了“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的主要内涵，而总其要者，一在于思想的“突异”，一关乎作家的“才情”，而思想超拔，才情迸发，正是通俗小说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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