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乔木”同名之争

两个“乔木”同为文坛奇才，皆是风云才子，可又各怀雄才大略，互有千秋之色。

“北乔”胡鼎新，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理论精深，其严谨的学风，堪称光辉的典范。当年“和他（按：指胡乔木）在延安相识，长期共事，断断续续，前后有五十多年”的杨尚昆，“因为他的丰富知识和写作才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故而曾深情地写下《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称颂“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经流泻在他毕生写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之中了。这些文字写上他个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用了党的和国家的名义。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地，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乔木同志的地方”。

胡乔木的天赋和才华，确实非常人所及。杨尚昆回忆说，当年毛泽东甚至用过“靠乔木，有饭吃”来戏说过他的积累和才气。

乔冠华也曾由衷地感叹：“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也顶不了一个胡乔木！”

与“北乔”胡鼎新那严谨、稳健的作风大相径庭的“南乔”乔冠华，则秉性旷达，浪漫洒脱，不拘小节。他博学英才，思想开阔，睿智超群，其才思如行云流水，文章明快活泼，令人拍案叫绝。崔奇称颂他“早在年轻时，就以文才著称”，其“学识渊博，思想开阔。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诗词歌赋，无不涉猎。他研究过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想问题，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在病中，我看见他还在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和钱锺书的《管锥编》”；“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有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情怀，诗人的才华”。

胡乔木则公允地评价乔冠华，虽“遭遇坎坷”，但“博学英才”，“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

正因为如此，乔冠华与胡乔木一样，同样也深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世纪伟人的极度赏识。毛泽东生前即曾赞说过“乔老爷”，称他当年那气势恢宏的国际述评文章，可顶抗日战场上的千军万马！

伴随着乔冠华日后的外交辉煌，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戏说的“乔老爷”这一美名，更是风靡全国，妇孺皆知。最后，他竟带着世纪伟人们戏送与他的这一雅号，走完了人生最后二十多年的传奇岁月。

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曾出现过与一代枭雄孙策、周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江南二乔”，她们那国色天香的“风流姿色”可谓倾国倾城、家喻户晓；到了二十世纪后的中国共产党内，又并世而出了“苏北二乔”，他们那才华横溢的“风流文采”更是风靡华夏、誉满全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政坛上的一桩奇事、趣事。

更为有趣的是，“苏北二乔”不仅同出清华园，还同为盐城人。当年，这两个“乔木”家的住地，相距只不过十多公里。“北乔”比“南乔”年长一岁，“南乔”比“北乔”早一年步入清华； 两人几乎是同时参加革命， 后又几乎是同时进京在中央担任要职。所以，毛泽东曾亲切地将“苏北二乔”称之为“盐城二乔”。

“盐城二乔”分处南、北两地时，尚可分别以“南乔”、“北乔”相称；可一旦相聚，“二乔”两人之间的重名问题便马上显露了出来。

1945年，“北乔”胡鼎新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此之前的1942年秋，“南乔”乔冠华从香港秘密撤退后，也已从韶关辗转至重庆曾家岩50号，来到了周恩来身边，开始出任《新华日报》编委，继续负责“国际述评”专栏的撰稿和编辑工作，并主编《群众》周刊，同时参加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有关活动。

这两个当年的同乡校友，一别竟是十多年互无音讯；如今在山城重庆，他们却意外地得以握手重逢，双双自然是高兴异常。

然而，一番寒暄叙旧之后，“麻烦”也接踵而至——两人已不约而同地同时起用了一个名字：“乔木”！当年与乔冠华同在《新华日报》社一起工作的同仁刘白羽，在回忆毛泽东抵渝当天的情景时，曾有过这样一段介绍——

……就在红岩一间小会客室里，毛主席接见了我们。报社（按：指新华日报社）有潘梓年、熊瑾玎、乔冠华、胡绳等人，我是延安就熟悉的，在重庆见面格外欢喜，当介绍到胡绳时，毛主席打量了一下，亲切地说：“哲学家。”乔冠华（当时叫乔木）和毛主席握手时，毛主席幽默地说：“跟我来了个乔木（按：指胡乔木），这儿又有一个乔木（按：指乔冠华），不能叫大乔小乔，就叫南乔北乔！……”立即引起哄堂大笑，我觉得我又看见了延安时候的毛主席……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因为两个“乔木”经常聚集在一起，又频繁地在同一份《新华日报》发表署以同样笔名的不同文章，他们的同事和朋友们都希望他俩之间能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以减少因同名带来的“麻烦”。然而，在谈及重名问题的时候，他们却谁也不愿放弃这典雅形象、寓意深刻的“乔木”名字。

“南乔”乔冠华巧舌连珠，据理力争。他风趣地对长他一岁却低他一届的老校友说：

“我本来就姓乔嘛！你们看我这一米八三的个头，不正是一棵挺拔的乔木吗？我用‘乔木’这个名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啦 。”

“北乔”胡鼎新则不紧不慢，他和声细雨地向他的这位老校友老同乡娓娓道来：

“《诗经·周南》有《汉广》一首。开篇四句，明白如话：‘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乔木’者，林中之秀木，挺拔坚直，可作栋梁砥柱。我到延安以后，之所以取‘乔木’为名，旨在喻以自励。1938年7月，我在延安与李桂英结婚时，甚至连她的名字也改成了‘谷羽’。谷羽者，‘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鸟也。你们说，我是否该用‘乔木’这个名字呢？”

各说各的理由，谁也“不可休思”。好在这场同名之争，因重庆谈判的结束和毛泽东离渝返延而暂告休战。因为，“北乔”又回了延安。

有关两个“乔木”的同名之争，胡风于1977年7月18日在狱中被勒令撰写的交代材料（此材料后来由胡风的夫人梅志编发在《新文化史料》1995年的第二期）中亦有述及。他是以“附记”的形式记述的——

胡乔木随毛主席到重庆后，和乔冠华见面后是成了知交的。梅志说乔冠华向我谈到胡乔木抢取了他早就用起的乔木这个名字，表示气愤。这件事我毫无记忆。只模糊记得邵荃麟告诉我，毛主席对两个乔木打趣地说：“大乔小乔，南乔北乔，真乔假乔……，你们谁占哪一边呀？”所以以后曾用南乔北乔分别称呼过他们。1950年我问乔冠华，是否放弃了乔木这个名字，他说还没有。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

在经过了整整的四年“休战”之后，随着新中国的即将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即将成立，乔冠华奉召由香港护送最后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北上，于1949年9月顺利抵达北平；而一年前即已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和总编辑的胡乔木，则跟随毛泽东先由西柏坡北上京城香山双清别墅，继入中南海静谷院，早于乔冠华半年进入京城。

新中国建立后的1949年11月8日晚上8时，周恩来在外交部“老部”大礼堂主持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在随后宣布的新中国外交部领导成员名单中，乔冠华出任外交政策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前身）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并代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此之前，乔冠华已任政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和政务院出版总署下的国际新闻局局长职务。

政务院出版总署的首任署长不是别人，正是与乔冠华有过同名之争的胡乔木！

事实上，此时的胡乔木不仅仍然兼任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0～1954年，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而且还多了一项非常恰当的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胡乔木成了名副其实的“新闻人物”。

两个“乔木”因各自非凡的学识和出色的才华相继聚于首都北京，并同时在中共高层机关任职。如此一来，他们之间由于重名而引起的“麻烦”又再度暴露了出来。虽说这“盐城二乔”是同窗好友，但为了拥有“乔木”，双方依然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同名官司”终于惊动了毛泽东。为了妥善处理好他们之间的重名问题，毛泽东特意召集“盐城二乔”这两位党内才子，并欲为他们断名。

毛泽东先问“南乔”：原来用什么名字？

“南乔”答：原名乔冠华。

毛泽东说：这个名字很好，以后你就叫乔冠华，仍然姓乔。

接着，毛泽东又转向自己的大秘书胡乔木：至于“北乔”你嘛，本来姓胡，可以恢复胡姓，以后就叫“胡乔木”好了。

——“南乔”留姓，“北乔”用名，实在是一种极佳的平衡！

毛泽东不偏不袒的这一居中“调解”，终于使得这一久拖未决的“同名官司”得到了圆满解决。打了“平手”的两个“乔木”，双双接受毛泽东的“调停”。

但是，这次“盐城二乔”的“同名官司”，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宴请参加全国三届人大会议的部分工农代表出席自己的生日便宴。当时，作为立志务农的盐城籍优秀回乡知青代表董加耕亦应邀入席，并作为头号客人与邢燕子分坐毛泽东的左右。他们由此也成了那个年代最为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席间，毛泽东问董加耕：“你是盐城人，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二乔”，指的便是乔冠华和胡乔木。

对于这一有趣的插曲，目前流传的版本依然很多。笔者与董加耕同为盐城人，曾就此与他进行过联系和沟通。这里，不妨将盐城籍的另一位青年作家卞庆奎的采访著述，摘其有关部分抄录于后——

董加耕怎么也不会想到服务员竟然避开主席将第一盘菜端了给他。他怀疑服务员搞错了，就将第一盘菜让给了主席，主席收下了。第二盘服务员又从董加耕开始，董加耕又让给了主席，主席又微笑着收下。到第三盘再让给主席时，服务员对董加耕说：“你自己吃。”董加耕这才拿起筷子吃起来。席间，主席不断给董加耕添饭夹菜，并说：“你年轻，农村来的，多吃一点。”并叫服务员给其他人添饭菜。

服务员将餐巾纸递了过来，主席说：“人不能太干净，太干净要出修正主义。其实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过去有个人有胃病，有一次病情发作，晕倒在阴沟里，后来，他疼得没法子，就将一把土吞下去。结果胃倒不疼了，医院一化验，原来阴沟里有盘尼西林的成份。”众人笑了起来。

笑过以后，主席问董加耕说：“你是哪里人？”

董加耕说：“江苏盐城人。”

“你是苏北盐城人，你知道盐城有两乔吗？”

董加耕心想：我们那里是水乡，桥很多，怎么能说有两桥呢？一时没弄懂主席此话的含义。

见董加耕没听懂，主席便提示说：“两乔，他们都很会写文章。”

在学校里董加耕也算是个爱好作文的小秀才，所以一下想起来，便高兴地回答说：“我知道，他们是胡乔木、乔冠华，两家相距不过10公里。”主席高兴地笑起来了。

30多年后，有人为了猎奇而在报纸上给董加耕编故事，说当年毛泽东请董吃饭，问及盐城二乔时，董回答的是登瀛桥和凤凰桥，其实历史事实是不依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关于这段经历有关方面都早有详细记载，对于这些，董加耕觉得没追究的必要。

“二乔”的重名“纠纷”并没有结束。及至乔冠华去逝前的100多天，仍然还延续了一则因当年“乔木”重名而发生的趣事。

那是1940年冬去春来的时候，应华侨巨商胡文虎先生之邀，时名“乔木”的乔冠华和郑森禹乘船由香港抵达新加坡。乔冠华拟出任星岛《文汇报》主笔。

未料，当时的英华民政务司却拒绝他们入境。几经交涉，最后只允许登岸48小时。《文汇报》同仁遂于当晚在南天酒楼设宴欢迎他们，郁达夫等出席作陪，众人欣然合影留念。于是，留下了他们当年相聚海外的这一历史瞬间。

到了八十年代初，陈子善、王自立在编纂书稿《回忆郁达夫》时接触到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照片，但因对当年这张合影中的“乔木”有疑，遂驰函京华，求教于缠绵病榻的乔冠华。乔抱病复曰：“胡浪漫先生提供的照片上那个人是我，不是胡乔木同志……”“在整个抗战期间，现在的胡乔木同志没有在华南或海外工作，那时他在延安，也用乔木笔名写文章，故尔相混。”接着，他又指出：“互相混淆的情况至今未绝。”

如今，“盐城二乔”均已相继作古，但只要缅怀起他们的业绩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与真情，人们无不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