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有与天下英雄孙权、周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江南二乔”，她们是“风流姿色天下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苏北二乔”并世而出，不过，他们是“风流文采天下闻”。一位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之久的胡乔木；另一位即是曾任共和国外交部长，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乔冠华。

胡乔木（1912～1992），本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的抗日爱国运动。193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临时工委委员。1937年后，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联合会办事处宣传部部长。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5年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8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社长（1949年10月1日至10月19日），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与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75年后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197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1978年补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著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诗集《人比月亮更美丽》。1992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遗体于10月4日火化。按照生前遗愿，10月26日将骨灰撒在延安地区。1994年，《回忆胡乔木》、《胡乔木文集》出版发行。

乔冠华（1913～1983），本名乔冠华，笔名“乔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1974.11～1976.12）。江苏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1964.3～1974.11）等职。参加的重要外交活动和工作有：1950年10月，作为顾问，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1951年7月，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克农的主要顾问，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4月，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陪同陈毅外长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在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经常起草或组织领导撰写重要外交文件，如：1962年11月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70年毛泽东主席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而发表的“五·二”声明等。70年代初，作为主管美国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长，协助周恩来为打开中美关系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负责与基辛格谈判、草拟中美联合公报。1971年11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自此至1976年，均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历届联合国大会。1973年5月，陪同邓小平访问法国。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长身份再次访法。1976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主要著作有：《国际述评集》、《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等。

说来有趣，胡、乔二人都是江苏盐城人，两家住地相距不过几里。乔冠华比胡乔木小一岁，念完中学后，两人又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同学，相隔一二年级。青少年时期，“二乔”没有什么来往；但两人不约而同地走上革命道路，四十年代两人又不约而同地用“乔木”的笔名发表文章，皆为圣手，犀利无比，誉满天下。人们习惯把在延安工作的胡乔木称为“北乔”，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这“二乔”，一个被毛泽东用“靠乔木，有饭吃”来称道才其气，一个被毛泽东封为“乔老爷”，称“他当年那气势恢宏的国际述评文章，可顶抗日战场上的千军万马”！

“北乔”胡鼎新，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理论精深，其严谨的学风，堪称光辉的典范。“和他（按：指胡乔木）在延安相识，长期共事，断断续续，前后有五十多年”的杨尚昆后来回忆说，当年毛泽东甚至用过“靠乔木，有饭吃”来戏说过他的积累和才气。乔冠华也曾由衷地感叹：“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也顶不了一个胡乔木！”

与“北乔”胡鼎新那严谨、稳健的作风大相径庭的“南乔”乔冠华，则秉性旷达，浪漫洒脱，不拘小节。他博学英才，思想开阔，睿智超群，其才思如行云流水，文章明快活泼，令人拍案叫绝。胡乔木公允地评价乔冠华，虽“遭遇坎坷”，但“博学英才”，“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正因为如此，乔冠华与胡乔木一样，同样也深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世纪伟人的极度赏识。毛泽东生前即曾赞说过“乔老爷”，称他当年那气势恢宏的国际述评文章，可顶抗日战场上的千军万马！

两个“乔木”都因各自非凡的学识和出色的才华相继聚于首都北京，并同时在中共高层机关任职。虽说这“苏北二乔”是同窗好友，但为了拥有“乔木”之名，双方互不相让。“同名官司”终于惊动了毛泽东。

为了妥善处理好他们之间的重名问题，毛泽东特意召集“苏北二乔”这两位党内才子，并为他们断名。毛泽东先问“南乔”：原来用什么名字？“南乔”答：原名乔冠华。毛泽东说：这个名字很好，以后你就叫乔冠华，仍然姓乔。接着，毛泽东又转向自己的大秘书胡乔木：至于“北乔”你嘛，本来姓胡，可以恢复胡姓，以后就叫“胡乔木”好了！——“南乔”留姓，“北乔”用名，实在是一种极佳的平衡！毛泽东不偏不袒的这一居中“调解”，终于使得这一久拖未决的“同名官司”得到了圆满解决。打了“平手”的两个“乔木”，双双接受毛泽东的“调停”。以后胡乔两人成为好友，常相来往，这不能不说是中共党史上、中国文坛上的一桩奇事、趣事。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茆贵鸣著《乔冠华传—从清华才子到外交部长》详尽的披露了这一趣事，在此摘录以飨网友，请大家翻阅。

誉满香江的乔冠华

1939年至1940年，脱颖而出并已誉满香江的乔冠华，应各进步报刊约请而撰写的国际述评文章连续不断。据他自己临终前的粗略回忆，仅《时事晚报》1939年3月至9月所发表的社论即有100余篇。

当年，与乔冠华同在港岛的冯亦代先生，曾将他于这一期所发表的国际述评文章汇编成集，取名《争民主的浪潮——一九三九年的国际》。文集于1940年由上海新人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即刻在上海引起反响。

乔冠华病逝后，冯亦代曾写有一篇《二次大战的真实记录》一文，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乔冠华的这部早期文集——

眼前放着的是厚达554页的《争民主的浪潮——一九三九年的国际》的初版本。

这是老友乔冠华同志的遗著，出版于1940年夏，因数经离乱，好容易在1983年7月时，才在上海书店觅到一本。老乔在看到这本书时的高兴劲儿如在眼前，但流光暗逝，他谢世却已十多年了。

这本书内容包括1939年3月至9月间老乔在香港《时事晚报》上所写的政论，经他亲自编定后，由我将原稿带去上海交至友谢曜等同志主办的新人出版社出版。当时上海英法租界已是孤岛，对于一日数变的世界风云和抗战战局，特别对于国际上的风云际会，人们不能一目了然，极需要一本可以使人一识庐山真面的书，以匡正视听。我和谢曜二人都是对国际问题有兴趣的人，因此与老乔商量，希望他把当时所写的社论编辑付梓。他欣然同意，这就是这本书最初的由来。这本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还印了第二版。这在当时的上海孤岛是很不容易的。

……

《争民主的浪潮》就是这样一本1939年的世界政治断代史，也是1939年的中国抗战断代史。这本书之所以值得重视，其故也在于此。因此可以给后来研究1939年世界及中国历史的学者们以一本详尽的参考书。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即文章内容基本上是按当时历史的进程写的，所以各文章有其内在的联系，从全书讲又自成一个整体。这样的政论文章，在当时中国尚属初见，而且材料又如此扎实，加上敏锐的思想与犀利的笔触，文采风流为读者所称道。难怪老乔在《时事晚报》发表社论之日，即是香港的读者奔走相告之时。因为老乔的文章一出，给蒸闷湿然的南国天气中，加上一阵清风，使人对阴暗的时局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

《争民主的浪潮》曾经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住在香港与上海孤岛上的年轻人）， 既坚定了我们对民族前途的信心，也坚定了我们为世界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决心；老乔之功是应该肯定的。

令人悲哀的则是他过早地被癌症夺取了生命，如果天假以年，他必然会坚定地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论家，于国于人民都是十分需要的。当年我视他为师为友，如今回溯往事，不胜眷念，爰作此文介绍他的宏文，并聊表我对他思念于万一。

（参见张容：《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乔冠华》，连载于《盐阜大众报》1992年6月22日至8月5日。）

1939年，在整个国际世界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国际时局的动荡不安，国际关系的变幻莫测，由此所汇集在世界上空的滚滚风云，正蕴藏着一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这场大战，从欧洲来讲，是以西班牙人民保卫民主共和国，反对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而开始的；就亚洲而言，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发动的全国侵华战争而展开的。实质上，这东、西两场战争，以及由此而延及的各国政治纷扰，都是紧紧地围绕着一个中心——世界人民为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而展开的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面对这样的一个国际时局，哲学科班出身的乔冠华，一涉入这复杂纷繁的国际问题领域，自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要用自己的那支非同凡响的风雷之笔，全身心地记录下二战期间东西两大主战场的实况。也正因为此，时不我待的乔冠华，当年竟发出了“如果当初定四十八小时为一日该有多好”的感叹！冯亦代这样回忆了他俩的首次相见以及乔冠华当年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情景——

那时老乔住在香港威灵吞街（在摆花街上坡自东迤西的一条街，街名可能误记）上的《时事晚报》馆里。说是报馆实在也可怜，不过在一家店面房子里占了一上一下的两间正房而已。楼下是报馆里的编辑部与发行部，楼上临街的一间是老乔的栖身之处。那间屋子之小，只容一床一桌和一书架，另外还有两把椅子；你一进屋就感到连个插足的地方也没有。因为满室都是堆放书报的世界。地板及桌椅上，姑不待言，连床上也不能幸免书报的侵占。我第一次去找他时，他正在伏案读书，听见我的声音，便窘促地站起身来，把一椅子堆着的书报向床上一放，让我坐下，但是等到他纵谈世界时局时，这屋子简直广袤得像整个地球，哪里有块战争的斑点，哪里有外交上的买卖，都在他那双隐在眼镜背后而又发隐烛微的眼光中透露了出来。他的床上摊着本牛津版的世界地图，从图上的山山水水里，他用确切的语言谈到天下纵横捭阖的大势，也对中国的抗战形势，露出焦急的口吻。书架上有两本书他闲坐无事时必然要翻阅的，一本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本是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有次我问他对于世界与中国的战局预测，何以如此准确？他笑着指指这两本书，说这是他从这两本书里学来的。后来，只有我在他的指导下读了《法兰西内战》后，才体会到老乔所写的政论文章能如此周密，他之熟读《法兰西内战》，学会了分析时事的科学的立场观点之方法，是起了极大作用的。

他那时身体不太好，因为过着单身生活，饮食上常常有一顿没一顿的，不是他无钱吃饭，而是他的心思全部扑在工作上，吃饭对于他好像是可有可无的事。常常为了一个问题的冥思苦想，而忘掉了进食，可手头却少不了一杯他终身喜喝的三星白兰地酒。朋友们看他的脸庞一天天消瘦下去，很为他担心。于是他同意每次在写完社论之后，到我家吃饭午休（因为他为了写社论常常彻夜不眠）。有次我家阿姨问我说，是不是乔先生嫌她做的菜不好，饭很少吃。我把这事对老乔讲了，他笑对阿姨说，今后为了你的手艺，我一定多吃饭。但是即使在吃饭之时，他手头不是看英国的《泰晤士报》，便是英国的《新政治家与国家》，或是一本英国的《劳工月刊》。他常常以自己写的文章与这三家报刊的社论作比较，看到他已道而报刊未道的，不免若有所失；看到人家讲了他未见及的，则又端着酒杯悬在半空里，沉入他的思绪中去了……

另一位至友徐迟，在他的一篇长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才华横溢的乔冠华》中，也详细地记述了乔冠华在香港的这段历史。徐迟说道——

我曾到过乔木的住处，看到他房间里，地板上，像书报社一样，放满了一排排一叠叠，世界各地各种文字的报刊、书籍和地图（按：乔冠华精通德、日、英等多种语言，并有藏书集图的嗜好），房间里几乎无插足之地。它们被排列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我禁不住点头赞叹，他是用报纸作地毯的。家里成了报摊，倒是怪好看的。他的小小房间里，装满了全球的声音，你几乎听得到，在这里，尽管一切静悄悄的，却有着真正是响彻云霄的，用时代号角组成的大乐队，奏出了无比宏伟的交响大乐。

延安胡乔木如雷贯耳

无独有偶，此时在内地的“红色”延安，也有一支劲笔在以“乔木”的笔名撰写社论文章。这个“乔木”，就是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胡乔木。

胡乔木，又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这位生于民国初年，一生都在追求真理，终生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并被胡绳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幼时即被他的小伙伴们戏称为“土包子”和“书痴子”。

说他“土”，是因为他总爱穿那一身黑色的粗布衣裳，不像一些富家子弟讲究穿着，喜爱翻新；称他“痴”，则是由于他读书过于用功，不但读老师教的书，还把父亲大量的藏书一本本地翻出来“啃”，常常是晚饭之后，一个人独坐在小油灯下入迷地翻看到深夜。嗜书如命又酷爱读书的胡乔木，后来受父亲影响，逐渐养成了藏书的习惯。于是，读书——藏书——读书，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

凭着自己的博学强记，胡乔木12岁考进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进入“正直向上，乐于求知”的中学时代；18岁步入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大学，与先他一年入学却小他一岁的乔冠华相识相知，并很快走上“红色”革命道路；20岁与乔冠华握别清华后，返回盐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创办《海霞》、《文艺青年》等进步文艺刊物；21岁时因叛徒告密而离开家乡，经上海转赴浙江大学读书，并继续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

1935年2月，被浙大开除的胡乔木自杭州来到上海后，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长的王翰取得了联系，并经王的介绍重新加入中共，不久升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同年10月，出任新成立的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党团书记；次年2月，改任刚成立的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宣传部长。

1937年7月，胡乔木在冯雪峰的安排下由上海来到延安。

从此，胡乔木正式将“胡鼎新”改成“乔木”，至于现名“胡乔木”则是后来的事了。

来到延安后，“乔木”先任安吴堡陕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副主任，后调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自此，“乔木”声名鹊起。

“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先写《五四运动》一文，继在抗大作《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恰在此时，“乔木”也在延安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发表《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于是，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这件事上，胡乔木这个才子与毛泽东这一伟人竟“心有灵犀”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时隔不久，由于毛泽东十分赏识“乔木是个人才”，胡乔木一步跨进毛泽东的窑洞，正式出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开始直接为党中央和中央最高领导人起草、修改和完善各类重要文件、决议、社论、政论、报告、讲话及重要纲领和重大宪法等，时间长达20多年，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从而成为驰名中外的“党内第一枝笔”！

当时，分处南天北地的乔冠华和胡乔木，几乎同时在以“乔木”笔名发表那遥相呼应的国际述评和社论文章。

一时间，风靡新闻文化界乃至中国政坛的“乔木”被传为佳话。

然而，也有许多细心的读者在捧读之余颇感蹊跷：“乔木”一会儿在香港发表国际述评，一会儿又在延安发表社论文章，莫非他有分身之术不成？

1995年5月15日，笔者在采访胡乔木女儿胡木英时，她曾谈及到这样一个笑话：

时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妹妹胡文新（即方铭），一次在看到香港报纸上发表有署名“乔木”的述评文章后，误以为哥哥胡鼎新已经到了香港。于是，她随即给香港的“乔木”写了一封家信。结果，这封家信竟然把乔冠华弄得莫名其妙。因为此时的乔冠华，并不知道胡鼎新已赴延安，并且在以同样的笔名撰写文章。

后来，当人们终于弄清楚这一南一北两个“乔木”并非同系一人时，才干脆以“南乔”（乔冠华）、“北乔”（胡鼎新）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