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瓦岗军师 千古诤臣——大唐名相 魏徵

魏徵（580～643年），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

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卷宗。

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徵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徵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谕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徵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徵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徵问道：“何谓明君、闇君？”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闇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徵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徵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徵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徵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贞观二年（628），魏徵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徵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徵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徵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徵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徵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徵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徵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徵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徵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徵营构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8、断案神探 深谋远虑——盛唐名相 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年），唐朝武则天时期著名宰相。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狄村人。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他刚正廉明， 执法不阿，以身护法，甚至敢于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立唐嗣。他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凡举之臣，皆为唐朝中兴之臣。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当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深得人心。

垂拱四年（688年），张光迅奏狄仁杰出言不逊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入为洛州司马。

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

长寿元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诬告狄仁杰等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被释后贬为彭泽令（今江西彭泽）。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

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招回朝中，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

圣历元年（698年），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武则天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朝得以维系。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赠文昌右丞，谥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又封之为梁国公。

狄仁杰的一生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刚直不阿，政绩颇丰，尤其在武则天执政时，以不畏权势著称，直言力谏，成为一代名相。

9、欲得天下好 莫如召寇老——北宋抗辽名相 寇准

寇准（961～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今临渭区下吉镇）人。北宋真宗朝三任宰相，封为莱国公，谥号忠愍。

寇准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中进士。他为人刚直，因多次直谏为太宗重用，擢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铨，参决政事。太宗尝以魏徵相比。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萧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契丹军大举南侵攻宋。十一月主力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直逼宋都开封，宋室朝野惊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南迁金陵，陈尧叟提出西南迁西川成都之议。时任宰相职的寇准，力主抵抗，排除众议，促请真宗亲征。宋真宗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亲抵沩州北城督战。宋军望见皇帝御驾亲征，士气大振，奋勇战斗，射杀了辽统军使萧达览，获得全胜，保全了北宋王朝的尊严。可惜宋真宗畏敌，在军事胜利的情况下，执意求和，派曹利用与辽邦订立了每年输辽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双方以白沟河为界的和约，史称“澶渊之盟”，断送了胜利果实，然而寇准的历史功绩却载于史册。

1006年，王钦若谮言寇准澶渊之役是以帝为“孤注一掷”，昏庸的真宗罢免了寇准，虽两次复相，但仍被丁谓所谮，先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后贬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

1023年，寇准死于雷州，有《寇忠愍公诗集》传世。

寇准为官清正廉洁，在广大中原人民群众中享誉崇高，甚至于连辽邦也深为敬佩。寇准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官位升到执掌国家大权的宰相，却没有为自己建造一所私宅府第。当时处士魏野赠诗说：“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即见他不贪不欲，怜惜民财的品质。这道诗传到契丹，契丹人景仰万分。寇准晚年被贬广东雷州。一次北使到宋都汴京，看着一个个执政大臣，问引路人：“谁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当时的朝廷官宦们都羞愧得面面相觑，无人回答。寇准廉洁清正的官德，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楷模，一千多年来受到人们的赞美。

10、熙宁变法 争议不休——北宋名相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由于司马光等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11、辅佐天骄 北国卧龙——元代名相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1244年），元代著名政治家，三朝重臣。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辽皇族子孙。世居金中都（今北京），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金宣宗时，任左右司员外郎。1215年，降蒙古，随成吉思汗西征，占卜星象及行医。拖雷监国和窝阔台即位后，日益受重用。1218年，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从军参政，官至中书令（宰相）。1231年，任掌汉文字的必赤长（汉人称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有利于中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耶律楚材身材高大，满面胡须，当时有“长髯人”之称。他勇略过人，正直廉洁，在朝廷内外威信很高。元朝的一些重要典章制度，大都出自耶律楚材之手。成吉思汗非常赏识耶律楚材的才华，他曾说过：“此人天赐我家，而后国君庶政当悉委之。”

曾助定君臣礼仪，奏立燕京等10路征收课税使，推行赋税制，阻止蒙古贵族改农田为牧场，建议把奴隶、农奴和驱口收为国家编户，反对大规模屠城和蒙古贵族横征暴敛。还奏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印儒学书籍，保护请用儒术举士。窝阔台汗死，乃马真皇后称制，渐被排挤。死后追封为广宁王，谥文正。耶律楚材死时，不但很多士大夫涕泣相吊，连蒙古族的一般老百姓都痛哭失声。根据耶律楚材的遗愿，他被安葬于燕京故里的瓮山（今日颐和园万寿山的前身）脚下。著有《湛然居士集》、《西游录》及《庚午元历》等。

12、帝王之师 救时宰相——明朝名相 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年），明朝名相。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生于江陵草市，死后遗体隆重葬在江陵城东门外，世人称他为“张江陵”。

他在为官期间，大胆地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改革，使国家安定，经济发展，一时出现清明富强的景象。

张居正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经会试、殿试取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升为翰林院编修，43岁进入内阁，当了大学士，48岁当了宰相。那时，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化，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阶级矛盾尖锐，危机严重。他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一方面，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使民“足食足衣”革新政治的措施。

（一）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当时行政机构雍肿，人浮于事。张居正把能合并的都合并了。 如天下钱谷在户部原分属13个司掌管，他把它作了必要的归并，实行了统收统支；对不尽职或只拿钱又无事可干的官吏，尽行淘汰。据说，仅万历九年，即裁中央冗官419人；地方冗官902人。在精简机构时，还进一步划清了政府各部门的权限职责，严格官吏考核制度，加强了人事管理。这样一来，既减轻了朝廷支出，又鞭策着官吏们更好地工作，提高了行政效率。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认为“赏罚功罪，须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后可责其用命。”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凡是违法犯纪的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地方豪强，一概绳之以法。徐阶曾任过首辅，也是推荐他入阁的人，但当徐阶的亲属对清丈全国大地主隐瞒的庄田进行破坏时，他也决不宽恕。黔国公沐朝弼累次犯法，因是功臣世家，别人感到难办，但他仍然将沐朝弼逮捕治罪。他一面大刀阔斧地整肃吏治，一面带头不搞行贿受礼。比如被他推荐用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来被封为宁远伯。李为了报答他的推荐之恩，曾派人给他送去钱财。他严肃地对来人说：“而主以百战得功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坚决不受。因此，他主持颁布的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三）蠲免积负，减轻人民负担。他对神宗说：“今尚有一事为民害者，带征税粮也。夫百 姓财力有限，一岁之入，仅足供一岁，不幸岁歉，目前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更完累岁积逋乎？有司避责，往往将今年所征，抵完旧逋，即今岁所欠，又为将来带征矣。”要求神宗责令户部“核万历七年以前积负，悉行蠲免”。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免去了农民在万历七年以前积欠国家的 钱粮田赋。

（四）重视人才，知人善任。他曾上书神宗说：“今后用人，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他曾引用李成梁镇辽东，戚继光镇蓟门，使得“荒外詟服，边境坐拓。”他又用潘季驯黄河，使得“堤工早完、转漕无患”。所以史书称他“善知人”。在他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义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炳然”。正当张居大力整顿吏治，实行政治革新的时候，御史刘台在神宗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专擅威福，罔上行私，横黩无厌”。张居正知道了，对神宗说；“臣之所处者，危地也；言者以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将巽顺以悦下耶？则负国；竭公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专擅之讥。”对那些攻击他的人以迎头痛击。万历五年，他的父亲去世。按照封建礼教，他应该回家“守制”。但他考虑到国事纷繁、主上年幼，仍然“吉服视事”，没有回家守制。这又引起了一些人的攻击，说他“忘亲贪位”。吏部尚书张翰甚至捶胸长叹道：“三纲沦矣！”但在他的坚决抵制和皇帝的支持下， 这些攻击他的人，都一个个受到了撤职的处分。

1582年，张居正去世了，过去因攻击他而受到处分的人，一个个官复原职。中官张诚在神 宗面前说他与冯保“交结恣横”。并说他家“宝藏逾天府”。御史羊可立指责他构陷辽王。辽妃又上书为辽王辩冤，并说辽府金宝以万计，全部入居正家。神宗被这些谗言迷惑了，遂公布他的罪状，下令削去了他的官秩，剥夺了他的谥号，查抄了他的家产，几乎劈棺戮尸，他的长子张敬修被捕人狱，其他亲属都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抄家的结果，才知他的家产不及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到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恢复了张居正的官秩，重新予以葬祭。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他鸣冤，他的冤案才逐步得到了纠正。他的子孙也官复原职。 张居正不仅热心于革新政治，还留下了一些内容丰富的政治论文和感情真挚的诗篇。有《张文忠公全集》传世。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步入仕途 锐意改革 整饬边防 改善蒙汉 创行考成 加强内阁

整顿吏治 伸张法纪 清丈田亩 一条鞭法 劳瘁国事 人亡政息

13、文胆武略 官场楷模——清代名相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改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

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延赏识。道光三十年，署工部左侍郎。咸丰元年（19851），署刑部右侍郎，咸丰二年，署史部左侍郎。是年四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忽报母丧，告假回家守孝。

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曾以罗泽南的乡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创办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勇，将办团与办练分开，着重练勇，网罗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及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知识分子为营官，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士兵，组成一支地主阶级武装。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勇的链条，士兵由营官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人营官一人，整个湘勇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较绿营兵战斗力强。他驻衡州，造战船，劝捐助饷，大事训练。

咸丰四年（1854），湘勇练成水陆两军17000多人，成为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曾国藩治学严谨，崇尚儒学，其学术思想以程朱理学为主体，把中国封建文化归纳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有独特见解，对当时和以后均有一定影响。他提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的“八字家训”，反映了曾“修身、齐家”的封建道学思想。所为古文，卓然成家。文秉桐城派之衣钵，为一时所宗。其家书、日记，人颇称道。其著述多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计128卷；今辑有《曾国藩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