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一朝，最得宠、最走红的大臣当数曹振镛。曹振镛（1755～1835），字俪笙，号怿嘉，安徽歙县人。最奇怪的是，曹振镛这个人政绩平平，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升得很快。道光皇帝即位后，曹振镛很快就进入军机处，并在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五年。

史载，道光帝对曹振镛“恩眷之隆，时无与比”。曹振镛死后，道光十分伤心，下诏对他“盖棺定论”：“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

可是，只要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无论是品德，还是功业，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既然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为何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其中肯定大有“奥秘”！

据《瞑庵杂识》记载：“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人见人爱，皇帝也不例外；“少说话”，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头、少说话”就能让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十五年如一日地满意，曹公的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在曹振镛的手里，“多磕头、少说话”的六字真经上升为为官之道，成为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他的一生没有多少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至于为什么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关键是他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因为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体制正在走向尽头，即将分崩离析；东方文明正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大碰撞。面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显然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残守缺，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

在政治上，曹振镛和道光皇帝跟得很紧：道光喜欢求全责备，曹也喜欢挑小毛病。曹振镛一生三次充当学政，四次主持乡试，肯定会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评判标准上，此公却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专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道光皇帝肯定喜欢，否则“龙颜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那倒无关紧要。

其实，道光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又缺乏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连道光自己也对朝政失去信心，心灰意冷。

当时，道光每天都要批阅大量奏章，但他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怕被臣下蒙骗。这时，曹振镛献上一条“妙计”：“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已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道光一听，不禁暗暗称绝，于是依计而行，果然省时省力，大臣们都战战兢兢，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朝之错，只好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所以，台湾史学家苏同炳称：

“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消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在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体制下，既有道光皇帝，就会有曹宰相；有了曹宰相，就会有曹振镛式的大小官吏。曹振镛的这套做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时人有一首《一剪梅》，可以说是对曹宰相“多磕头、少说话”的六字做官真经的绝妙批注：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