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马迁被誉为中国史学之父，许多治史的原则，都是司马迁提出的。不过这些原则，他自己就常常做不到，——正如亚里士多德虽然是逻辑学的创始人，但老亚的文章，不讲逻辑的地方也正多。司马迁是太了不起的文学家，因此创作的冲动常常压倒对史实的尊重。大概说，春秋时的历史，若《史记》与《左传》不同，我们多取《左传》的说法；汉代的历史，《史记》与《汉书》有差别，也往往是《汉书》可靠。但这并不影响《史记》的伟大，或许，这该算司马迁又一项伟大之处。

《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极好的散文。父子执手流涕，以史书相托付的场面，尤其感人至深。古代史学往往是家传，这种父亲草创，儿子竟功的史书编纂过程，是常有的现象。《史记》之后，最著名的自然是班彪、班固父子著《汉书》。此外如姚察、姚思廉父子著《梁书》、《陈书》，李德林、李百药父子著《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作《南史》、《北史》等等，也是如此。

二

从文化人格的角度看，班固远不如司马迁有魅力。文人脾气发作的人，瞧不起《汉书》的从来有不少。其实读书稍微认真一点，就不能不佩服班固治史的功力。尤其志书和史表，成就更是司马迁所不能比的。

单就文章而论，班固也未必不如司马迁。只不过丰瞻详密的文字，不如司马迁扬才露己，因此不那么打眼。细看下来，也许会觉得很多地方，《汉书》更堪咀嚼。古人以《汉书》下酒，是很聪明的作法。

班马优劣的争论，自从这两部书都问世以来就没停过。支持太史公的当然要多一些（尤其是唐以后），但似乎要直到批判封建伦理了，才呈现出一边倒的局势。其实马班就如同李杜，可以各有所偏爱，但谁更好一些，还是不要有定评的比较好。

三

我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是，如果贾环作《红楼梦》，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子。范晔是大家族的庶子，身份正与贾环相类似。当然脾气完全不同。范晔是很爱玩个性的人。一个有名的例子是，给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办丧事的时候，他居然拿挽歌下酒（古人的下酒菜就是丰富），开怀畅饮起来。范晔琵琶弹得好，宋文帝想听，但他就是耍酷不弹。逼得宋文帝只好亲自唱歌，才求他伴奏了一曲。范晔这样的脾性，后来居然也学人家搞政变，被杀头当然是免不了的。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云：“吾杂传论，皆有深意精旨。至于《循吏》以下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气魄如此，简直就是刘宋时的李敖。这样自命不凡的人物，当然倾向于不信鬼神。范晔的这一点，很为今人称道。不妨顺带一提，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无神论者范缜，就是范晔的侄孙。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里批评范晔，说他著史而不作《食货志》，乃是避难就易，我以为也实在冤枉了他。范晔是十足的文人，不比马克思主义史家特重经济史。没有《食货志》，大概是他就没觉得这玩意有什么谈头，而不会是明知重要，却有意不写。——范晔被杀头时，他的合作者谢俨畏祸，把《后汉书》的志部分给毁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后汉书》的志，是后人拿西晋司马彪的志补的。

四

陈寿的《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历来的史家为了这点争得一塌糊涂。不过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不管它。

东汉末的王允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致使谤书传世，于是杀了蔡邕。这话诸葛亮一定很赞同，所以他防患于未然，蜀汉干脆没有设史官。陈寿虽然本是蜀国人，但著史的时候，却是采集蜀史的难度最大。

本来就常常面对史料不足征的问题，陈寿又过分追求简洁，所以光看《三国志》，所能了解的三国历史不免有所局限。差不多和范晔同时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补充了许多史料。史学名著往往也有名注，如《史记》的三家注，《汉书》的颜师古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都是后人读史时所必读的。但恐怕没有谁的注，像裴松之的注之于《三国志》那样重要。

《三国志》似乎是前四史里比较平淡的一部。像我这样毫不专业的人读《三国志》时，最佩服的居然是罗贯中。因为关于同一个人物，裴注里搜集的史料常常不但互不连属，而且自相矛盾，罗贯中作小说的时候，却能将之熔铸于一炉，塑造出一个完整自洽的性格来。对小说家而言，这实在是一种很了不得的功夫。

五

二十四部正史成书的顺序，并不与历史上朝代的先后相同。譬如后汉在三国之前，《三国志》写成却比《后汉书》早一百来年。关于两晋南北朝的史书，较早完成的有三部：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这三个人里当然是沈约名声最大，学文学史的时候，总要提他的“四声八病”和对刘勰的提携。沈约自幼立志，是要写一部晋代史。他在《晋书》上花费了二十多年的心血，而于《宋书》则投入不多，不过一年时间就定了稿。但现在他的这部《晋书》和他自谓“入神之作”的《四声谱》都已湮灭不存，只有《宋书》流传至今。书籍传世，常常也并非优胜劣汰，殆亦有幸有不幸焉。

沈约作《宋书》，多利用徐爰作的纪传和何承天的志。何承天是有名的科学家，中学历史书上都会提到。《宋书》的志历来颇受重视和好评，而又以天文、律历志为特出，大概很多是何承天的功绩。

刘宋时候的风气，谈事情的时候特别喜欢上溯源流。连三国两晋时候的志，都有赖《宋书》补足。《宋书》的乐志，详细到记录下歌词和曲调；然而却没有刑法和食货志。大概也是和沈约个人的偏好有关。

沈约是很讲究门第的人。士族里有人把女儿嫁给庶族人家，在他看来这和人兽交配也差不多，所以要皇帝把此人“禁锢终身”。梁武帝代齐，沈约参与策划。后来沈约得病，他认为是因此遭了天遣，于是让道士“奏赤章于天”，说这事和自己无关。梁武帝为此很恼火，沈约于是吓死了。

和沈约差不多同时的萧子显，作《南齐书》。他是齐高祖萧道成的孙子，作史的人怎么为祖宗吹牛，此书提供了典型案例。他虽然是很多历史事实的亲历者，但以齐的宗室而在梁朝做官，不免忌讳太多。很多记载还不如后来的《南史》详备。

魏收大概是二十四史的作者里面名声最坏的一个，——但也有可爱的地方。此人弄戟不成，转而作文，又恃才傲物，不拍权臣的马屁，却挑剔人家文章写得不好，倒是有点像《围城》里的董斜川。魏收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头上换了九个皇帝，北齐时开始作《魏书》。

北齐文宣帝高洋虽然对魏收说过：“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但高洋这人，是个颇具行为艺术家气质的杀人狂，他的保证可谁也不敢当真。更早的时候，高欢也曾对魏收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这话看怎么听，是重视，也可以当作威胁性的暗示。魏收写魏末事多曲笔，实在也不奇怪。

其时门阀制度兴盛，每每朝代更替而世家大族岿然不动。《魏书》往往将一家人写进一篇传记，有的传至于列举传主家人达66人之多。《魏书》一问世就饱受攻击，和此点也大有关系。很多大家族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闹到皇帝跟前，搞得《魏书》不得颁行。于是“秽史”之称，几成定论。然而此书史料价值很高，不同版本的魏史只有他流传至今。一些考古发现，也证明了他的记载很精确。

清四库馆臣论《魏书》：“魏、齐近世，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然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无一字之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

魏收作《魏书》，自然以元魏为正统，大骂南朝是“岛夷”，很多地方提起，语气都有些不屑。但骨子里北方对南方文化普遍还是有自卑感的。邢子材骂魏收抄袭南朝的任昉，魏收不能反驳，只好回骂：你还抄沈约呢。这种互相揭短的对骂，大约最能令看客们过瘾。当时南北一度通好，魏收出使梁朝，抓紧时机买了几个江南的丫环，盖政治上不妨自傲，但江南金粉，究竟非北地胭脂可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