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门间的情谊

他们虽有过矛盾，但同学还是同学，情谊依旧深长。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黄季刚与朱希祖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周说：“事情虽是在林琴南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事情可能并不像知堂先生说的那样严重。先姑母朱倩早逝，留下一册十五岁时记的日记，日记中记录了希祖先生对其课读的情景。1917年11月7日，姑母在希祖先生的指导下，读了当日《中华新报》刊载的黄侃《秋日偕永宁曾缄慎言、海宁孙世扬鹰若自大通桥泛舟至二插，饮村肆，看夕照，向暝始归，留题肆壁》一诗，并读了黄侃的《诗品笺》。姑母在日记中说：“家君以倩女流，不妨以美丽为宗，训倩即仿黄君之法，文以郦、杨为法，诗以颜、谢为宗，自是以往，当尽力诵法四家矣。”这就是先祖父希祖先生以黄侃的作品为范例，来教授女儿，并要求女儿“仿黄君之法”，可见祖父对黄侃先生是非常看重的。其实，那时在祖父的文学观念中，还不存在后世所谓的“新旧”之说。朱希祖1917年11月5日日记中说：“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三派，黄君与仪徵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字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可见新文化运动初期，祖父还在“骈散之争”中打转，此时，其观点与1919年初写《文学论》支持白话文还有距离。而此时，正是周作人先生所说的黄侃对朱希祖“排除异己，不余遗力”的时间，可见作人先生的话是不确的。1935年黄侃过世，先祖父朱希祖先生写诗挽之：

浊酒浇愁鬓已丝，飘摇家国付金卮。拥书差傲王侯乐，捐官俄来猿鹤悲。

许郑胸怀推独得，齐梁风调系人思。文章庾信同哀乐，不待江南作赋时。

并亲赴黄侃先生寓吊丧。可见他们近三十年的情谊匪浅。

前文说到黄、钱斗口，黄侃死后，钱玄同写挽联：

小学本师传，更紬绎韵纽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

又《致潘景郑书》云：

季刚兄作古，闻之心痛。弟与季刚自己酉年订交，至今已廿有六载。平日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惟民国四、五年间商量音韵，最为契合。廿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岂期此别竟成永诀。尤今思之，吾同门中精于小学文辞如季刚者有几人耶？上月曾有挽联寄交汪旭初兄转中央大学之追悼会。今录一纸附奉。如《制言》第七期以后尚有对于季刚之挽辞，乞以此联附录纸尾，幸甚，幸甚。

由此可见，钱、黄二人，虽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但钱对黄的敬慕之情，却始终未改。

同样，吴承仕与黄侃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据吴先生的儿子吴鸿迈说，黄与吴“最要好，常常邀请我们一家人去逛新世界”。黄在北京也是住在吴家。后来，虽然闹了点矛盾，但是，在吴先生逝世后，其家人的讣告，在述及其学术地位时，仍将吴与钱、黄并列，并以此为骄傲。看来钱宾四先生所说的“惟黄侃一人，最为章氏门人所敬”确非虚语。

吴承仕先生的死是最悲壮的。吴先生安徽歙县人，初为司法部佥事，1915年拜太炎先生为师，在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时，笔录太炎先生绪论，成《菿汉微言》，名动天下，后成为我国著名经学家。1936年，日寇侵华，国势日趋危殆，吴先生于此时加入了共产党，弃国学而谈时政，以抗敌济民为志。为避难，太炎先生劝吴先生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其时，汪东正任中大文学院院长，汪对太炎先生说：“人闻检斋当来，相庆得师。”但是吴先生婉言谢绝了邀请，其于1932年2月复函太炎先生：

先生慈鉴，手谕敬悉，旭初瞩望之殷，劝勉之切，唯有感激，暑假以后，自当南下。私冀时奉明，俾免陨越。如或国难日深，中枢颠陨，托命何所，当不可知，则区区约言，又不足道矣。敬复，即候春安。弟子承仕谨书。二月廿日东北大学休息室中。

1937年北平沦陷后十日，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吴先生化名汪少白，化装转移到天津，秘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家人绝音问二年余。1939年8月，天津水灾，吴先生染患伤寒而不自知，仅以一般感冒治之。后来病情严重，天津无法医治，只好秘密潜回北平。不敢直接回家，悄悄住在一个亲戚家中。9月11日身体不支，经友人帮助入协和医院治疗。由于在天津延误时日过久，又并发支气管炎，终以肠穿孔抢救无效，于9月21日逝世。

先于此，1939年7月，吴先生致电同门汪东于重庆，言“始遭名捕，继复利诱。夙承师训，义不如身，两年以来，日撰抗敌文告及秘密撰稿，不下三十万言。诚恐津局一变，音问将绝，故略陈近况”。

吴先生一死，全国误传其为日寇杀害，十一月重庆报载其为敌人肢解以死，举国震动。延安也开了追悼会，毛泽东挽联曰：“老成凋谢。”周恩来挽联曰：“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中共“七大”将吴承仕列入烈士名单。

对吴承仕先生的死，朱希祖有长诗《天都烈士歌》以悼之。诗中洋溢着对吴先生的敬意，也充满了同门师兄弟的情谊。吴承仕死后，章氏同门多有诗吊之。

钱玄同曾有过三次死亡的故事。第一次是玩笑。钱曾说过：“四十岁的人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这本是一句玩笑之语，也是一句过头话。到了1927年9月12日，正当钱四十岁，胡适等人拟在《语丝》杂志上编一本《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以玩笑之，但终未编成。不过消息传到外地，有些朋友竟信以为真，还打电报到北平来慰问钱氏家属。第二次是误传。抗日战争开始后，北大等大学撤出北平，钱玄同因身体原因未能同行。他在敌伪统治下的北平闭门谢客，寄语后方友人：“钱玄同绝不污伪名。”1938年7月，北平有一个叫钱桐的人死了，报纸误传钱玄同病逝，同门好友及其弟子均感哀痛。1938年7月28日，重庆报纸误报了钱玄同病逝的消息，朱希祖信以为真，写下了《哀钱玄同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朱希祖写道：

报载七月十五日吾友钱玄同卒于北平。玄同与余，于逊清光绪三十年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又同在日本受业于余杭章先生。回国后，又同为嘉兴浙江第二中学教员。光复后，又在浙江教育厅同事。民国二年春，余先就北京大学教授，次年，玄同亦来，同为北京大学教授。至民国二十一年，余就广东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始与玄同分离。然每年夏，余必至北平与玄同相见。二十五年夏至北平，玄同已患血压高及头晕，请假一年，时玄同已就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玄同长于小学，精音韵。章师弟子甚多，几累百盈千，然《自撰年谱》仅以黄侃季刚、钱夏德潜（玄同在日本时名号，后改玄同）、沈坚兼士、朱希祖逖先称为弟子成就者。然玄同于近二十年来，提倡白话文，注音字母，而谈经多主今文，颇与先师相违，而先师不以为牾也。余与玄同颇多相合，惟谈经不相合，而心最莫逆也。今季刚已先卒，而玄同继之，其可哀孰甚？因撰《哀钱玄同文》，聊以抒哀，不欲彰表。玄同子三，长子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为孔德中学教员，去年卢沟桥事变起，送其未婚妻至浙江德清，失踪久无音信，玄同病因加剧，今遽传其卒，未知信耶？否耶？

第三次是真的，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真的病逝了。消息直到1月24日才传到重庆，在这天的日记里，朱希祖只有几句话：

闻同学钱玄同确因脑冲血逝世，昔日谣传，竟成真事，可悲也！

“心最莫逆”的玄同走了，寥寥数语，说尽心中无限悲痛。同门之情，情同手足。

章门“五王”至此，只剩下东王汪东和西王朱希祖了。晚年的朱希祖与汪东同在重庆，诗歌往来，常说起旧事，朱希祖有诗给汪东云：

迩来师友半生死，无复古今辩异同。

这正是他们彼时心情的写照。大有杜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的伤感。

先祖父朱希祖于1944年病逝于重庆，汪东挽联曰：

史识宏通，记先师所称有如千事；

交友零落，为寝门之哭今几何人。

虽是悼念，也是自悼，孤独之情，油然心生。汪东一直活到1963年，逝世于苏州。时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

四、新老门生之间

说到章门弟子新老门生之间的故事，有一个人是不能不说到的，他就是孙世扬。黄侃在北大教书时有一批相处极好的学生，如范文澜、孙世扬、曾缄，后二人被称为“黄门侍郎”。据周作人说，这些人曾与朱希祖有过过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一》中说：

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之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缸的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范某，即范文澜；顶缸的孙某，就是孙世扬。这孙世扬后来当了太炎先生的家庭教师兼秘书。最后也拜在太炎门下。听前辈老师说，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每年大年初一都先乘火车赴苏州给老师磕头拜年，然后再回南京接受自己的学生拜年。这孙世扬既是黄侃的弟子，又是太炎的家庭教师。拜年时，主客坐定，仆人端上茶来。第一杯敬客人，自然端给了黄侃；黄侃当然不敢当，又转敬给太炎先生；这东家是要敬西席（家庭教师）的，于是这杯茶又转敬给了孙世扬；孙世扬的业师黄侃还在座，这孙世扬也只好再把茶端给黄侃，黄侃再敬老师，这样敬一圈，礼仪才算结束。

按周作人的说法，这孙世扬是因为朱希祖的原因被北大开除的，但从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出，后来先祖父朱希祖与孙世扬的私人交情却很不错，这也当是一段佳话。太炎先生设国学讲习会于苏州，招朱希祖前往授课，每月一次。从南京坐火车，总是夜间到达苏州，接站的总是孙世扬，有时还有诸祖耿。他们有时也做些诗歌唱和的游戏，先祖父曾有《和孙鹰若、诸左耕送春诗》：

流芳无计强流连，绿暗红稀又一年。春去春来天梦梦，花开花落意绵绵。

杜鹃怨写江南雨，啼鴂哀流塞上烟。剩有依依堤畔柳，柔条荏苒夕阳边。

这孙鹰若就是孙世扬，诸左耕就是诸祖耿。抗战开始后，孙世扬不顾家难，拼全力保护太炎先生的手稿及其他宝贵资料，于万难之中，将这批国之環宝从苏州带到武昌，并准备在武昌开印。此事，一方面得到先祖父朱希祖及其他章门弟子的赞扬，另一方他们又担心意外，所以力促孙世扬将这批手稿资料带入重庆刊印。朱希祖给孙世扬信说：

先师手稿，一生心血所寄。兄不避艰险，不顾家难，携走武昌，藉得保全，功绩甚伟。然武昌亦非安全之地。此项手稿，世间環宝，兄当澈始澈终，善为拱护，置之巩固之地，方为正道。此间同学及先师故旧，殷望兄携之入川，藏之名山，正为此也。万一江汉告危，不幸炸毁，兄为德不终，辜负海内之望，弟窃为兄危之。来电谓：先将诗文之部就汉上付印。万一付印将半，而汉上紧急，进退维谷，不如径赴此间付印，较为从容安全。且此间同学较多，集资较易，襄校亦便。诗文之部固当先印，然书牍及论医之作，亦可同时付印，不宜作为缓图。以此之故，极望兄速行赴渝。

在先祖父的《重庆日记》中，有不少与孙世扬通信的记录，内容也多关于太炎先生手稿出版事宜。先祖父过世后，孙世扬撰《海盐朱先生哀辞》：

世扬始在北京受文学史于先生，后从章公居吴下。公起国学讲习会，召先生于中央大学，月再赴会。夜半，火车自南京至，世扬迎于火车站以馆。明日讲毕，随过书坊，炱朽蟫断之册，左右提挈而还，好此不为倦。比年，备员沙坪坝学馆，先生所居歌乐山在望，洗沐诣谈，信宿乃别。

最后署名是“受业海宁孙世扬敬撰”。

章门弟子相互援引是有传统的。民国初年，章门弟子陆续从日本回国，就是因为同门之谊和相近的学术观点，相互支持，到1918年，太炎先生已有十位弟子在北大任教，他们是：朱希祖、马幼渔、陈大齐、康宝忠、黄侃、钱玄同、周作人、朱宗莱、沈兼士、刘文典。另外，还有向来被视为太炎弟子的沈尹默，以及1920年开始在北大兼课的太炎弟子鲁迅。这样，在中国学界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形成了以太炎弟子为核心的强大学术阵容，再加上吴承仕、许寿裳等人，他们的力量很快就影响到了全国。

章门弟子这种相互援引的传统在后来能一直保持。老门生对新门生的援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上的传授，二是事业与生活上的关心。章太炎创国学讲习所于苏州招收年轻学子，老门生披挂上阵开设课程，如先祖父朱希祖，以及汪东、黄侃等，都曾去开过课。这是学术上的传授。至于事业与生活上的关心，兹举两例。

一、太炎先生去世后，有同学马竞荃，失所依归，朱希祖特地写信给许寿裳推荐马氏，时许寿裳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信云：

章师设教苏台，从学者七十余人，弟曾每月一次前往助讲。马竞荃同学亦为助讲。竞荃名宗芗，著有《毛诗集解》三十六卷。最近，章师所讲《尚书》二十九篇，上月讲完，新诂甚多，马君完全笔录，其他小学、诸子等，笔记亦多。不幸章师谢世，马君住讲习会中，失所依归，其眷属全在北平。马君恂恂儒雅，笃实可亲，当世不可多观。贵院国文学系大可延聘，斯人胜于时流多矣。

二、有同学徐复，原为黄侃弟子，黄侃逝世后，徐复入苏州国学讲习会，为太炎先生弟子。抗战开始后，徐复流寓重庆。朱希祖知道后，先与其一道编太炎先生文稿，后又介绍徐复到重庆广益中学任国文教员，以解决吃饭问题。徐复先生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高龄九十余，已是我国国学界的泰山北斗了。日前我去拜访徐先生，谈起往事，先生仍殷殷不忘。

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新弟子，对师兄们甚至对师兄们的后人也多有关心，也举两例。

一、朱季海先生是太炎先生晚年弟子，他的性格有点像黄侃。季海先生晚年花不少心血，对先祖父朱希祖的著述目录进行校补和续补，目的是“以广其传”。并写了几段跋语，其跋朱希祖《郦亭读书记》曰：

（该书）“首尾十年，人事万端，流寓巴蜀，举目有山河之异。戎马余生，犹以国史自任如此。其迈往之志，治学之勤，蓄德之宏，考辨之精，即此可见。鲰生横议，固属无知，同门轻触，难与为仁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十时二十分记于灯下。”

先生所作之校补和续补以及跋语，均发表在《江苏文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上。

二、诸祖耿先生也是太炎先生晚年弟子，后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教授中国古典文学。1981年，我正在研习先秦文学，听说诸先生是太炎门人，通过同学潘百齐介绍，登门求教。潘向诸先生介绍：“这是朱希祖的孙子。”诸先生似乎不信，问道：“问你一个人，伯商先生是否知道？”我说：“伯商先生是我的父亲，他单名一个偰字，已经过世了。”诸先生立即动容，长长“哦”了一声，抓住我的手，说：“我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落！”经过“文革”的生死，又见同门后人，其心情可以想见。这之后，我从诸先生读了整整一年的《庄子》。后来，我母亲登门表示感谢，诸先生只说：“不要客气，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就是章门同人之间的最好心理注脚。

北京大学国文门第四次毕业典礼集体照（1918年），前排左起依次为：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