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恍惚间，已是七八年前，有一位朋友疑似发现了第二个新大陆，在某刊撰文宣布自己的创见：人皆谓钱钟书淡泊名利，其实他仍是雅好并追求声名的。

我读此文时不禁莞尔：此公所言自有其道理，无奈正如钱钟书《管锥编》的书名所寓意的——以管窥天以锥指地——所指者过细而所见者太狭。

古人有言：“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钱钟书惊才绝艳，自视甚高，又何尝对名声全不萦怀？当年杨绛连续写出5个剧本，一时声名藉甚，钱钟书则碌碌不为人知。在某些场合已经被人介绍成了“杨季康的先生”，钱深以为耻，发愤乃作《围城》。

不过求名虽同，分为两途。有人争一时，有人争千秋；有人喜悦庸众的欢呼喝彩，有人看重“二三子”的真心领悟，莫逆于心。在“江山年有英雄出，各领风骚数十天”的今日此地，多数人追求前者，钱钟书则迥异于是。总不成他要和汪国真、刘墉、周国平诸人争一时之胜，打拼自己的知名度？想来钱先生尚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吧？

“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钟书如是说。

此位仁兄只见钱犹好名之表象，无视钱所好之“名”实质，见木不见林，殆矣！

连带着我又想及对钱的另一误解。我们知道钱钟书对自己的作品，除《管锥编》外，诸多挑剔，少所许可。而对我辈，写出其中一页，此生也就不算虚过。有人竟直指钱钟书虚伪世故，故作姿态。其实不然，温源宁《一知半解》对知堂老人“大傲若谦”的月旦，用在钱钟书身上同样适合，而《人兽鬼》中撒旦的表白亦不妨看作钱钟书的夫子自道：“我的谦虚才是顶彻底的，我觉得自己就无可骄傲，无可赞美，何况其他的人！”钱钟书眼高于顶，给自己悬的鹄的太高，当然也就诸多不满意了。他对己作的挑剔发自至诚，绝非故作谦虚，只是人们往往识不透钱的真意，挑剔背后的潜台词是：钱钟书居然写了这样不堪的作品，实在太丢脸了——然而他人未必写得出！

钱钟书给朋友写信提及某部旧作“是少年作品，好些地方都不满足我现在的标准”，强调的恐怕也是个“我”字。

记得当年金庸到牛津作半年访问学者后，回到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极端的谦虚：“本来打算静下心来作学术研究，然而我个性不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努力，已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了。”话说得很圆融，关键在最后一句，金庸的自我期许，某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出一流的成就，并且是“世界一流”。金与钱二人对自己的要求类似王尔德：“我的品味至为简单，事事止于至善我已经很满足了。”

提及金庸，蓦然想起除“争一时”与“争千秋”外，还有追求名誉的第三种方式：既擅一时当世之名，又得“千秋万岁名”。这一点，金庸分明已经做到了。

世事变灭无常，宇宙也有尽头。若是“世界末日”距离此地今天仍远，则我敢断言：后五百岁，必有人乐读金庸，且其狂喜如我！

二

有网友“无语”了，他很困惑：“金庸能与钱钟书比文学吗？”

我的困惑程度与他相埒，我所不解的是：“金庸不能与钱钟书比较文学成就吗？”

以2人的总体成就论，钱的《围城》加《管锥编》《谈艺录》，“金”不值“钱”，如专就小说成就而言，“钱”不及“金”。金庸作品数量更多仅是一个参考指标，同时我怎么也看不出《笑傲》《天龙》《鹿鼎》三书在哪些方面赶不上《围城》。

这位网友可能是工商局的领导同志，擅长为万物贴上标签，而一旦某部作品被划入“通俗”范畴，便跌入了万劫不复之境，永难超生。

他恐怕未必记得，在数十年前，有人（例如唐弢）也极其困惑：“钱钟书文笔虽佳，但如何能与我们的（原文如此）茅盾比较文学成就”？

我的解释是：茅道士所生产的乃是纯种的党八股，压根就不是文学作品，钱钟书与他比文学，当然无从谈起。

数百年前，有人困惑：施耐庵的“小说家言”《水浒传》这样的“闲书”怎能与王士贞、李攀龙这些大师的作品相提并论一较短长？

金圣叹的回答是：“《水浒》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濯然以新，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水浒传》只能与《庄》、《史》相比，与其他作品比较，或许它真的不够格罢？

实则《西厢记》、《窦娥冤》、《三国》、《三言》、《水浒》、《牡丹亭》诸作在诞生之初，无不像金庸武侠一样，出身卑贱，被视为上不得台面，今日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经典作品，广受尊崇——时移世易，人们的眼光大不同了。

人们借抬高钱钟书的方式来贬损金庸，那么钱钟书本人是否就一定会对金庸小说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呢？

80年代，金庸入京，也曾到钱府拜望，作为晚辈，金庸对钱钟书执礼甚恭，甚至有些如对天人，诚惶诚恐。二人谈话的具体细节则似乎不曾有人透露出来。

钱钟书确乎不曾读过金庸小说，他在晚年也很少阅读同时代以及晚辈作家的作品，未必是因为金庸作品的武侠形式而刻意加以排斥厌弃。而在他的早年“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20世纪后半叶最受读者欢迎，作品最畅销的小说家无疑是金庸，前50年只能是张恨水。据钱钟书的堂妹夫劳陇回忆：“钱先生当时（抗战时二人同在西南联大）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钱钟书既然看得起张恨水‘言情’，难道一定瞧不上金庸“武侠”？聪明的，你告诉我！

《译林》月刊既译介西方古典名著与现代派作品，也刊出了大批通俗畅销小说。钱钟书曾致信该刊编辑部：“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的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

谌容笔下《散淡的人》其原型似乎是莎学专家杨宪益先生，此老口中，那位后世英国人宁肯失去印度次大陆也不愿失去的莎士比亚的光辉形象是这样的：“他是个戏剧家，其实，这也是他死后人家恭维他的话。生前，他可没有这份荣耀。他是个缺少表演才能的戏子，后来改编别人的剧本，被伦敦戏剧界的雅士们攻击为偷窃‘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的‘老粗’。”这话说得谑而近虐，却讲出了历史的真相。

武侠小说“通俗”，16世纪的市井戏剧又何尝“高雅”？金庸为自己的《明报》写稿要“迎合”读者，莎士比亚为自己的“寰球剧场”编剧本就不需要“迎合”观众？金庸笔下有太多“巧合”，但莎剧中的“巧合”只怕更多吧？金庸小说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我们正不妨拜读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梁先生剔出的硬伤又少到哪里呢？

莎剧的缺陷，金庸小说无不具有。这并不能证明金庸像莎翁一样伟大——他还差得远。

但这些先天性缺陷，既然不曾阻止莎士比亚走向“伟大”，也就不构成否定、拒绝金庸的充分理据。

钱钟书这样的大雅君子，真正的通人反而不会因为一部作品的“通俗”或“畅销”而加以鄙薄讥诮，他更看重作品本身的实际成就，不纯以其出生的高雅或通俗而臆断作品的价值高低。

在这样细微的地方，也能表现出钱钟书之博大，为此，我们益发坚信：文化昆仑，非虚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