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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下了点小雪，想起了那句“雪夜闭户读禁书”那句话。是那个有点玩世不恭的金圣叹的名言。文人别无所长，喜欢整“意境”，想想“雪夜”、“闭户”和“禁书”，的确既体现了文人读书之趣味，又有一丝“严酷”的意味。 金圣叹是个书商，想必手里有一些禁书，而且雪夜闭户之中，大概也是装有炉子，虽然外面的气候寒冷，但围在炉子旁，把酒读禁书，“不亦快哉”便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炉子，想必很痛苦，因为前一阵子我翻看《黄侃日记》，他的记述中，经常有在寒冷的南京冬夜，被冻得睡不着而读书通宵的经历。 回到禁书这个话题，禁书在古今中外是一个很普遍的“思想控制”和“道德控制”手段。最主要的禁书当然是政治和宗教的目的。比如在地心说的时代，哥白尼即便是已经知道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有太阳才是真正的中心，他也不敢说。那个胆大一些的布鲁诺，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了烙刑。宗教裁判所的准则当然是维护宗教信仰的坚定性，在政教合一的时代，政治可能是宗教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宗教是最主要的政治。 我自己主要是研究儒学，儒学在秦代曾经遭受到“焚书”的经过，在李斯发布的禁书令中说得明白，儒生动不动以古代的理想政治状态来“以古非今”，这样特别不适应大一统以后的秦国政治的一致性，因此，许多东西要统一，比方说度量衡、文字，思想的统一当然也是必须的，因此，那些儒家的著作自然在焚毁的行列，而那些不听话的儒生（不止是儒生）被活埋了几个，杀鸡儆猴。所以本来讲规矩的儒生，即使是陈胜吴广起义，都愿意参与。 不过古代人记性好，许多书虽然被烧掉了，但是儒家的基本经典有许多被记下来了，这为汉代时候翻身创造了条件。董仲舒算是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也强调“独尊”，不过手段不是很激烈罢了。有意思的是有些书据说是藏在墙缝里，找出来之后，与那些背下来的不太一样，弄的儒生之间互相打架。 在李斯禁书的时候，占卜的书和农书不在禁之列，但汉代装神弄鬼的人很多，经常弄一些“预言”之类的东西，很能影响社会气氛，曹操的办法是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不让他们在民间活动，但自己有事会问一下。这其实也是禁书的一种通常的办法，就是不让老百姓看，但是那些统治阶级可以看。 有些书的状况有点不同，就是整本书不禁，但部分要改，比如孟子的书中有皇上不地道可以杀的说法，因此朱元璋看了不高兴，让人改一改。 中国人对于政治性的禁书比较惨烈的记忆来自清代，那个时代的文字狱到了乱猜的程度，一方面明代的遗民不服从，另一方面清朝的那些人满心猜忌。因此吕留良、戴名世等惨遭不测。 占卜的书有时候也是禁书，兵书也是。 禁书的另一重要的门类，主要是道德性的，也就是要维护道德风气。对此的问题，也是中外皆然。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湖南那边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劳伦斯的《查太累太太的情人》，书出版不久便成为禁书。其实这本书在西方也曾经是禁书。 人们的道德尺度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比如中国古代对妇女的道德要求比较严，因此，孔子对于那些节奏快的音乐都不太赞同。但总有一些文人喜欢写一些突破性的书，明代尤甚，比如《西厢记》，比如《金瓶梅》等等。 我是先看《红楼梦》，再看的《西厢记》，引为贾宝玉在读《西厢记》的时候，被林黛玉批评了一下，随觉得西厢记必须看，看到红娘的掩护和张生莺莺的最后阶段，也曾有莫名的激动。这些书在古代也是不让看的。女的不让看，当然是为了树立牢固的贞洁意识；而男的也不让看，主要是怕分散他们读圣贤书的注意力，林黛玉就是这样批评贾宝玉的。所以贾宝玉虽然喜欢林黛玉，但有时也喜欢更为宽松的薛宝钗。钱玄同的自传中说，他小的时候，被家族寄予厚望，有一次被父亲看到读闲书，便是一块东西砸到头上，从此落下了怕家里人的病根。 对于道德方面的“禁区”我是有些赞成的，我虽不主张禁书，但是适当的分级是必须的，比如不宜让儿童看见的东西，应该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国家一方面管的似乎很严，但我都不敢让自己的孩子看公共网站。 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没书读，因为大多数的文学作品和中外理论经典都被禁了，且也没地方找。现在能记住的话就是，“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绝对剑走偏锋的评论。其实一直到大学之后，才有机会补读那些曾经的“禁书”。 我自己看禁书的最记忆深刻的是看金瓶梅，那时侯，不知是什么文件说，系资料室可以有一套供“研究用”，但只有系主任签字才能看，但资料室有我一铁哥们，所以就偷出来看，只是只能晚上看，白天还回去，还不能弄脏。不过木刻插图本的吸引力还是不容置疑的。 系主任批准是个很有意思的规定，因为他设定了权力对于道德评价的合法性。这是一个传统。中国有一个习惯，以为人的地位和道德成正比，事实当然不是，那么谁能做道德和政治正确的评判者，当然是普通人。这就意味着以前许多禁书的合法性是成问题的。还有是那些禁书者不了解禁书对于人们好奇心的刺激。因为一旦成为禁书，便成为人们搜寻的对象。 有人会问，这篇小文能回答什么是禁书的问题吗？但是一休和尚有一句话说：到这儿，就到这儿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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