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吕陶《焦夫子画》写道：“气貎特怪陋，意味尤酸辛。破褐聊被体，如敝履之安贫。爬痒颇适兴，如扪虱之自珍。”（《净德集》卷三一）这是一位逼真的乡村文人的形象。同样生活于宋代的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也记载：“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国初时，人亡其名，以博学教导后进，故世以夫子称。貌陋且怪，长目广鼻，虬髯垂瘿，性率不自饰，虽冠带往往爬搔扪虱，然为歌诗有惊人句。”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三《诗话记第三》所记录的文字略有不同，可以对照：“蜀父老相传，岷山有焦夫子，宋初人，貌寝陋且怪，修目而广眉，海口而蚪髯，瘿累累络颔下，性真率，虽冠盖见之，往往爬痒扪虱腰袴间。忽为诗歌，则奇言异句，骇人观听。”宋人赵与旹撰《宾退录》卷六曹组《题梁仲叙所藏陈坦画村教学》诗也描绘了一幅乡村小知识分子的肖像：“此老方扪虱，众雏亦附火。想见文字间，都都平丈我。”同一讽刺诗，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作“曹元宠《题村学堂图》”，“想见文字间”作“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是“郁郁乎文哉”的误读。

除了上文说到的南齐卞彬有《蚤虱赋序》外，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曾经作《虱赋》：“亦气而孕，亦卵而成。晨凫露鹤，不知其生。汝职惟啮，而不善啮。回臭而多，跖香而绝。”（《李义山文集笺注》卷一○）唐人陆龟蒙《笠泽藂书》卷一《后虱赋并序》竟然有回应文字：“余读玉溪生《虱赋》有就颜避跖之叹，似未知虱，作《后虱赋》以矫之：衣缁守白，发华守黑。不为物迁，是有常德。小人趋时，必变颜色。弃瘠涵腴，乃虱之贼。”所谓“作《后虱赋》以矫之”，《甫里集》卷一四作“赋以矫之”。从两位文学大家的赋作，只是借“虱”作寓言，从字面上好像看不出对这种寄生虫有多么特别的厌恶。《太平广记》卷一三八引录《南楚新闻》中的一则故事，说显族高官竟然有以“虱”为名而得富贵者：“唐司空李蠙始名虬，赴举之秋，偶自题名于屋壁。经宵，忽覩名上为人添一画，乃成‘虱’字矣。蠙曰：‘虱者，蠙也。’遂改名‘蠙’。明年果登第。”《宋史·艺文志五》可见“陈善《扪虱新话》八卷”，与吴曾的名著“《能改斋漫录》十三卷”并列。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说“石曼卿喜豪饮”，生性“狂纵”，“廨后为一庵，常卧其间，名之曰‘扪虱庵’，未尝不醉。”《剡溪野语》也说：“石曼卿于廨后自作一庵，常醉卧其间。名其轩曰‘扪虱’。”（《说郛》卷三一上）时人论事亦有以“扪虱”为喻者。如陈思撰《书苑菁华》卷一一《书论上·后汉赵壹非草书说》：“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才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人们总结书法艺术史，不能省略这段借用“虱”发表的意见。《鹤林玉露》卷一四说到“徐渊子诗”：“渊子词清雅。余尤爱其《夜泊庐山词》，云：‘风紧浪花生，蛟吼鼍鸣。家人睡着怕人惊，只有一翁扪虱坐，依约三更，雪又打残灯，欲暗还明。有谁知我此时情，独对梅花倾一盏，又诗成。’”直言“扪虱”的辞句依然得到“清雅”评断，也可以说明当时文人情趣。宋人高似孙撰《纬略》卷四说到唐代已经出现以“扪虱”为主题的画作《扪虱图》：“《扪虱图》，唐人笔也。笔如丝缕，意度精到。扪虱乃王猛隐华山，桓温入关，猛披褐谒之，一面谈当代事，扪虱而言，傍若无人。”在说明文字中又列举了赵仲让、顾和、邢子才“扪虱”故事。

宋人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卷八说到这样一个病例：“戊申正月，有一武臣，为寇所执，置舟中横板下，数日得脱。乘饥恣食，良久解衣扪虱，次日遂作伤寒。”似乎人们稍解饥渴之苦，就会感觉到这种小动物在身上是怎样的不舒服，遂有“解衣扪虱”行为。宋人释文珦《炙背》：“山居人不到，独坐快扪虱”（《濳山集》卷四），一个“快”字形容了“扪虱”时精神的愉悦。明代学者胡应麟介绍《百家异苑》一书，谓“作劳经史之暇，辄一披阅，当抵掌扪虱之欢。”（《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也说“扪虱”是一件相当快活的事。明人叶盛《西斋亦元僧其谢事檇李归和陶归去来辞》写道：“但含毫于草泽，徒洒泪于烟波。寄扪虱之远韵，续饭牛之高歌。”（《水东日记》卷二○）所谓“寄扪虱之远韵”，“远韵”二字，颇足深思。而“扪虱”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与隱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的形体语言，也是值得重视的事实。

也许是由于寻常生活中与虱的特殊关系，使得有人对这种寄生动物竟然有特殊的态度。《南齐书·孝义列传·江泌》说，“（江泌）性行仁义，衣弊，恐虱饥死，乃复取置衣中。数日间，终身无复虱。”《建康实录》卷一六《齐下·江泌传》的记述可能更为完整：“江泌……性行仁义，衣弊虱多，以绵裹置壁上，恐虱饥死，乃复置衣中。”唐人郑綮《开天传信记》说，无畏三藏往依宣律师，“无畏饮酒食肉，言行粗易，律师不悦，尝令宿于户外。律师中夜扪虱投床下，无畏即呼曰：‘扑杀佛子！’律师异之。”（宋曾慥《类说》卷六）据《清异志》，“扬州苏隐夜卧，闻被下有数人齐念《阿房宫赋》，声急而小，急开被视之，无他物，惟得虱十余，其大如豆。杀之即止。”（《格镜致原》卷九七）群虱齐诵《阿房宫赋》，自然是奇谈。而幻觉之所以产生，也应当有相应的心理背景。

正如《宋书·索虏传》所见若库辰树兰所说：“蚤虱疥癣，虽为小痾，令人终岁不安。”又如陶安《书事三十韵》：“对客扪虱谈，痒多翻成苦”（《石仓历代诗选》卷二八一）“虱”的骚扰，常常使人苦不堪言。人与“虱”的战争是持久的。攻防的手段有药物等方式。《蟫史》说：“虱最忌水银、银朱。以二物熏之绝迹。”《本草纲目》卷一六也说到“辟除蚤虱”之法：“天茄叶铺于席上，次日尽死。”但是最常用的除虱形式是手除。《太平御览》卷九五一引《三国典略》曰：“梁刘悫常有飞书谤毁，梁主怒曰：刘悫似衣中虱，必须掐之。”“掐之”，是相当普及的形式。然而又多见放在口中咬嚼的情形。《汉书·王莽传中》：“校尉韩威进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齐东野语》卷一七有“嚼虱”条，其中写道：“余负日茅檐，分渔樵半席。时见山翁野媪，扪身得虱，则致之口中，若将甘心焉。意甚恶之。然揆之于古，亦有说焉。应侯谓秦王曰：‘得宛，临流阳夏，断河内，临东阳，邯郸犹口中虱。’王莽校尉韩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呑胡虏，无异口中蚤虱。’陈思王著论亦曰：‘得虱者，莫不劘之齿牙，为害身也。’三人者，皆当时贵人，其言乃尔，则野老嚼虱，盖自有典故。可发一笑。”《太平御览》卷九五一引杨伟《时务论》曰：“夫清八荒者，不咀虮虱也。”看来阿Q和王胡们捉到虱子“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这种被有些人们“意甚恶之”的动作，竟然也有久远的传统。

《汉语大词典》对“虱子”的解释是：“哺乳动物的体外寄生虫。浅黄色或灰黑色，有短毛，头小，无翅，腹部大，刺吸式口器。常寄生在人畜身体上，吸食血液。寄生在人体上的有头虱、体虱、阴虱等，能传染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等疾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虱louse，寄生在鸟类和哺乳类身上的虱目Phthiraptera无翅小昆虫。3000多种。”“虱体多毛，扁平，触角短，眼小或无眼，爪发达，用于攀附宿主身上。”“虱病因不讲卫生而得。人身上有虱寄生则皮肤搔痒，虱还是回归热、战壕热和斑疹伤寒等危险疾病的媒介。”“虱数量少时使宿主烦躁不安、失眠和食欲不振，数量多时可因失血而致贫血。”中国古人对“虱”，相当早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韩非子·说林下》：“三虱相与讼，一虱过之，曰：‘讼者奚说？’三虱曰：‘争肥饶之地。’”“虱”成为寓言主角，反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这种寄生虫的活跃。《焦氏易林·萃之大过》：“乱头多忧，搔虱生愁。”《说文解字》：“虱，啮人虫。”“虮，虱子也。”都体现了人们对“虱”的早期知识。

名士“扪虱”故事，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场次十分频繁的文化演出。不仅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密度十分大，由先秦至于清代，也成了历史舞台上的一种保留节目。有意思的是，我们竟然还可以看到名士“扪虱”故事的现代版。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关于他访问人民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记录中，就有值得注意的情节。斯诺写道：“毛泽东的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关于毛泽东的性格，斯诺又有具体的描述。他写道：“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思想，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帕累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帕累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帕累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如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16页至第118页）这段文字，见于董乐山译本，而在《西行漫记》有的版本中却被删除了。毛泽东“扪虱”行为的细节，体现出他作为革命家的个性，也隐约透露出古代名士们率直质朴性情的影子。按照斯诺的表述，是“随便的习惯”和“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的品性。而中国革命斗争环境的艰苦，也与“帕累托”们经历的完全不同。

顺便应当说明，斯诺所说到的西方进步学者“帕累托”，董乐山译注：“一译博洽德（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第116页）今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帕累托Pareto,Vilfredo（1848.7.15-1923.8.20）”条说到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课本》（1896-1897）、《政治经济学教材》（1906）和《社会学通论》（1916），没有提到《通俗资本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