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一段文字写到阿Q捉虱子的情形：“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阿Q“于是并排坐下去”，“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阿Q起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后来阿Q和王胡竟因此破口相骂以致大打出手。鲁迅描绘的下层劳动者在墙根的日光下捉虱子的画面，是在当时极其寻常，而为今天有文化的一代极讲究“帅”和“酷”的都市青年们无法想象的。可是我们“翻检”史书，却可以发现古代在文化方面极“帅”极“酷”的名士们也有“捉虱子”的故事。而且好像他们偏偏特意要把“捉虱子”的动作让世人看，借此使得自己的形象更“帅”更“酷”。

《风俗通义·过誉》有“江夏太守河内赵仲让”条，说赵仲让清高狂放，“后为大将军梁冀从事中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倾卧，厥形悉表露。将军夫人襄城君云：‘不洁清，当亟推问。’将军叹曰：‘是赵从事，绝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这可能是最早的将“捕虱”动作与“高士”形象联系起来的历史记录了。故事的主角，在“庭中”解开衣服“捕虱”，当着大将军夫人竟然“厥形悉表露”，即不加掩盖，阴部也全都暴露的赵仲让，还是一位连“跋扈将军”梁冀也不敢惹的“绝高士”。清代学者俞樾《茶香室丛钞》说：“此事已开魏晋竹林诸贤风气矣。然襄城君即孙寿也，赵君玩之，薄其人耳，应仲远但执礼法以议之，似未识其雅意。”以为赵仲让有意捉弄大将军夫人孙寿，是因为鄙薄其人。

宋人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九有“扪虱谈世”一题。续集卷八作“扪虱谈务”。另一部宋人编纂的类书《翰苑新书》前集卷七六也有题“扪虱而谈当世”的内容。这些以“扪虱”为主要标识的故事，说的都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名士王猛的事迹。《太平御览》卷九五一引《续晋阳秋》曰：“咸阳王猛，被缊袍而诣桓温，面谈当时之事。猛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奇之。”《晋书·苻坚载记下》写道，王猛“博学好兵书”，“气度雄远”，隐居华阴山，“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后来，“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异之。”王猛披着旧袍子进见桓温，一面摸索虱子一面论政，旁若无人，使得桓温内心不得不敬重其才质风度。王猛谢绝了桓温赐车马，“拜高官督护，请与俱南”的好意，后来与苻坚相契。据说苻坚交结王猛，“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后来王猛果然对后秦军事政治成功贡献甚大。明人刘定之有《建言时务疏》，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第七条说的是选用人才：“七曰选将。夫将材罕得，天之生将材，岂专在于将门乎？贩缯屠狗之夫，而汉赖以王。被褐扪虱之人，而秦赖以伯。至于赵括者，岂非赵奢之子？然殒首于白起。王离者，岂非王翦之孙？然系颈于项羽。”他主张选将应当“不拘门地，或以勇力，或以计策，……庶乎拔十得五，闻一知二，将材由此而充矣。”（《名臣经济录》卷三）其中所谓“被褐扪虱之人，而秦赖以伯”，就是指王猛佐助苻坚强国的故事。宋人李流谦《次韵大人书怀》：“云翻雨覆不须论，扪虱何妨坐对温。”（《澹斋集》卷六）也通过王猛“扪虱”故事的回顾抒情寄意。明人谢肇淛《北河纪余》卷一记载聂大年《济宁怀汤参将》诗所谓“却忆元戎油幕下，几时扪虱接清谈”，也使人联想到王猛事迹。

《晋书》还有一处也说到类似“扪虱”的情节。

《顾和传》写道，“王导为扬州，辟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门外。周顗遇之，和方择虱，夷然不动。顗既过，顾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顗入，谓导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导亦以为然。”王导主持扬州政务，顾和在他手下任从事之官，一次在官府门口遇见周顗。顾和正在“择虱”，见到周顗到来，依旧神色平静。由于有机敏的对话，周顗对王导说，你的下属之中，有可以任朝廷大员的人才啊。“扪虱”如果是摸寻虱子，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翻检”、“寻”。那么“择虱”，应即《风俗通义》所谓“捕虱”，应当是《阿Q正传》所谓“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所说的“捉”。

俞樾所谓赵仲让已经开启了“魏晋竹林诸贤风气”，是正确的判断。魏晋以来人“扪虱”“择虱”事屡见诸历史记载，是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这一被孙寿指责为“不洁清”的行为，是不是和当时的个人卫生习惯有关呢？“虱”的防治，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是清洁。《淮南子·说林》：“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忧乐别也。”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虱”的猖獗，确实体现了卫生条件的落后和卫生习惯的原始。

身上寄生虱子曾经是颇为普遍的情形。《东观汉记》卷一二说马援事迹：“马援击寻阳山贼，上书曰：‘除其竹木，譬如婴儿头多虮虱而剃之，荡荡然虮虱无所复依。’书奏，上大悦，出尚书。尽数日，敕黄门取《头虱章》持入，因出，小黄门头有虱者皆剃之。”可知不仅“婴儿头多虮虱”，贵如宫官“小黄门”者亦多“头有虱”。“虱”的横行，似乎在魏晋以来文献遗存中有更多的反映。《太平御览》卷九五一引《魏文帝与王朗书》曰：“蚤虱虽细，虐于安寝。”看来皇帝这样的天下之尊对这种寄生虫也并不陌生。《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曾往苏门山见孙登，“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于是“长啸而退”，归著《大人先生传》，其中写道：“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对于所谓“君子”之行，直接以“群虱处于裈中”为喻。中散大夫嵇康是在政争极其凶惨险恶的魏晋之际因思想罪被杀害的名士。《晋书·嵇康传》说，嵇康往见隐者孙登，“（孙）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嵇）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孙登所说，是言及生死的严正警告。从嵇康临终时非同寻常的从容来看，他对于这种结局，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嵇康是敢于以生命抗击思想专制的勇士。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代人。我们读他的名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涉及个人习性的某些文句，则不能不为他那太不讲究清洁的习惯吃惊。嵇康说到他自己洗沐的周期：“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我们实在不能明了，这是生活习性的真实的表述，还是为了标示其异端和独行所发表的夸张的言辞。除了不爱洗脸，不爱洗头，不爱洗澡以外，这位名士还明确说到自己身上多虱。嵇康拒绝出仕，陈说礼法严格，“有必不可堪者七”，陈说有七种情形绝对不可忍受。其中第三条是，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上朝久坐，维持一个姿势，腿脚麻痹也没法儿活动活动，而且身上虱子多，痒得抓挠不已，而必须身着礼服礼帽，恭恭敬敬地向上司行礼，这怎么受得了呢！嵇康的《养生论》中还说到“虱处头而黑”，看来他对藏身头发中的虱子也是熟悉的。《太平御览》卷九五一引《抱朴子》也有类似的话：“今头虱着身皆稍变而白，身虱着头皆渐化而黑。”也许嵇康借不洗不沐所表现的“纵逸来久，情意傲散”，“懒与慢相成”，正是一种追求自然和自由的风格。而王猛、顾和们的“扪虱”“择虱”行为又似乎是有一定的文化表演意义的。

《南齐书·文学列传·卞彬》载录了名士卞彬的作品《蚤虱赋序》，其中文字据说以“实录”的形式描述了“蚤虱”为害与“澡刷不谨，澣沐失时”的“起居”习惯的关系：“彬颇饮酒，摈弃形骸．作《蚤虱赋序》曰：‘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缊，有生所托，资其寒暑，无与易之。为人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兼摄性懈惰，懒事皮肤，澡刷不谨，澣沐失时，四体㲰㲰，加以臭秽，故苇席蓬缨之间，蚤虱猥流。淫痒渭濩，无时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虱有谚言：‘朝生暮孙。’若吾之虱者，无汤沐之虑，绝相吊之忧，宴聚乎久襟烂布之裳，服无改换，搯啮不能加，脱略缓懒，复不懃于捕讨，孙孙息息，三十五岁焉。’其略言皆实录也。”自然，衣服过于破弊以致无法洗涤，也是便于“虱”滋生和繁殖的因素。正如《魏书·节义列传·于什门》所记载的：“随身衣裳败坏略尽，虮虱被体。”名士们“扪虱”，同时显示了性情的散漫和生活的穷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