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的柏杨

只要提到柏杨，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的《丑陋的中国人》，这部杂文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风靡海内外有华人的地方，我也是在这一时期从他的文章中初识柏杨的。这部1985年在台湾和香港两地同时出版的书，曾以非正规出版的方式在大陆出现，并广泛流行。1986年，湘版《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发行，很快赢得读者专家赞誉，同时也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批评声音，有些甚至很尖锐，例如关于如何面对国民性瑕疵、酱缸文化等等。

时间一晃20年，柏杨再次受到海峡两岸和华人世界关注。但这次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而是由于他和夫人张香华把一大批珍贵的手稿、书信、著作、文物，无偿地捐赠给海峡这边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而引发的。我作为现代文学馆的工作人员，有幸直接接触到这件事情，也就有了再次走近柏杨、近距离关注他的人生和心灵世界的机缘。尽管接触是短暂肤浅、感性个体的，却多少能为关注柏杨的读者提供一些认识这位身世传奇、经历坎坷、著作等身、文笔犀利的当代“中国人”作家的最新信息。

十年释通鉴

在柏杨的写作生涯中，最浩大的一项文字工程是他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动笔那年他64岁。缘起是柏杨对远流出版公司的董事长王荣文的一次谈话，他说想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翻译成现代语文，并仿效“臣光曰”，另加“柏杨曰”附上读史心得。王荣文对他这一宏愿当即拍板敲定，先是规划每月译写一册，预出36册，三年完成。后因文译白字数巨增，改为出72册。这部书柏杨前后写作了十年，用他的话说：“这十年也几乎成了我的另一场新的监狱生活，书房成了囚房。”他常常是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入梦，而又忽从梦中惊醒，爬起来继续写作。

《柏杨版资治通鉴》1983年9月出版第一册《战国时代》，至1993年全部出齐，这年的3月7日台北诚品书店举行盛大酒会，亲朋好友汇聚一堂，庆祝全书问世。这一天成了“柏杨日”。

近日，海南出版社推出了两部柏杨作品：新版《柏杨曰：柏杨读通鉴·论历史》和柏杨版《中国历史年表》。《柏杨曰》是《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精华版，是柏杨本人从72册白话文《资治通鉴》中精选出862则，以“柏杨曰”为名重新结集，以示与原著“臣光曰”的不同立场。该书1999年时曾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过，2004年版权到期后，市面上很少再见到该书正版，许多读者只能从网络上搜寻该书片段来“过瘾”。柏杨版《中国历史年表》是该书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出版。《年表》以表格形式，逐年记录，上自开天辟地，下至中华民国成立，数千年间的重要事件与人物，都一一网罗其中。

绿岛无夜曲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绿岛小夜曲》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它优美缠绵的曲调和充满诗意的歌词，曾让多少人充满遐想陶醉其中。但当我得知它的诞生地竟是在台湾一个叫做“火烧岛”的小岛，是一位音乐教师出身的男政治犯写给唱给铁丝网另一侧的一位音乐系女学生犯的凄怆心声时，我震惊了。

火烧岛在台湾台东市东面三十里的大海中，这个四面珊瑚礁，到处是峭壁陡石的小岛，一直以气候炎热环境恶劣著称。岛上有火烧山。当然，小岛闻名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因它是当年台湾当局国防部的“感训监狱”，是名有实的人间地狱。当时为了掩盖火烧岛的恶劣自然条件和非人生存待遇，特将“火烧岛监狱”改名为“绿岛监狱”，绿岛也因此得名。在这里关押的都是“政治要犯”，一旦上岛，你就是插翅也难飞走。

柏杨1968年3月因在台湾《中华民报》副刊家庭版上刊登翻译的美国连环画《大力水手》的文字影射了当时台湾的最上层而获罪入狱，先是关押在台北景美镇军法处监狱，1972年4月转押于绿岛监狱，直至1977年4月1日获释，一共坐了9年零26天监狱。他曾深深地感慨：“人生，有几个九年零二十六天？”

在狱中，柏杨曾想以死抗争，绝食21天，后突然领悟：自己应当顽强地生活下去。为自己、为亲人、为所有关心他的人。他在军法处监狱时，有段时间曾在狱中图书室当外役，室内千册图书中竟然有一套《资治通鉴》可以饱览，也让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超越生命寄予思考的归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称这一年多是监狱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狱中9年是漫长的难以忍受的，但柏杨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完成了三部历史著作《中国历代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人史纲》。这三部大书，也是他对身系囵圄苦难岁月感恩的见证。

柏杨9年的铁窗生涯，留给今天的还有他写于狱中的52首诗词。他称这些“穷极呼天”的诗是他“成年后逢到绝境的心声”。他第一首长达72行的《冤气歌》是在初进监狱无纸无笔的景况下，用手指镂刻在剥蚀的石灰狱墙上的，“甲尽血出，和灰成字”。这寥寥数十首诗，记录着那段刻骨铭心的悲惨岁月中闪烁的生命之光，也流淌着他内心深处的化不开的亲情、友情，特别是对女儿佳佳的父女之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后，柏杨消失了当时的感觉，也没有再写诗。

对柏杨来说，绿岛无夜曲，但绿岛却又是他终生难忘之地。他为数不多的诗词里就有《我来绿岛》、《我在绿岛》、《我离绿岛》三首。“十年如一梦，此梦仍未央”，“独念狱中友，生死永不忘”。

杂文让人们认识柏杨

柏杨的创作是以小说开始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以“郭衣洞”之名发表了大量小说，但真正让他成名的还是他的杂文。而也正是他的杂文，让人们认识了柏杨。

柏杨从六十年代开始写杂文，关于写作的转向他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柏杨的杂文随笔涉及面广泛，不仅有婚姻、家庭、爱情、亲情，还涉及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他喜欢这种短小、活泼、锋利、隽永的文体，可以做到直抒胸臆、有话就说。他的杂文也从一开始的为“稻粮谋”，一步步转变为“社会责任”。

柏杨自少年时代就尊敬鲁迅，称他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作家，不是唯一也是之一。他佩服鲁迅对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对社会问题的坦率检讨精神，以及他的赤子精神。柏杨对鲁迅有着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他说：“我受到的是他的人格的感召，虽然他在表现上是所谓横眉冷对，但实际上他是充满爱心的，这一点使我感到钦佩。”应该说，鲁迅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有人评价柏杨的杂文创作数量之丰，在台湾文学创作中是个奇迹。只要你翻翻他那几十本杂文集，就会信服。《丑陋的中国人》只是他杂文随笔写作中的冰山一角。他的许多文字猛烈抨击社会痼疾和社会黑暗面，但他的骨子里认为：文学和爱心是分不开的，是表达感情的，而不是表达理智的，要有爱才有力量。

两见柏杨

刚刚过去的2006年，对86岁的柏杨来说，充满了对生活、生命的期待和渴望。短短的365天里，他已是五进五出医院了。直到我们准备去台北接受柏杨手稿文物捐赠的时候，还没有敲定捐赠仪式到底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举行。启程的前几天，张香华老师隔海打来电话，告之柏杨已出院，他将在家中等待我们的到来。这个电话传达给我们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柏杨先生的身体在恢复中。

2006年12月12日傍晚，我们到达台北。从北京经香港到台北，竟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第二天上午，我们前往台北县新店市探望柏杨先生。天下着绵绵的冬雨，两边绿色滴翠涌满视线，转过了几道山梁，就到了柏杨居住的花园新城揽翠大厦。起初只是感觉大厦的名字很美，穿过摆满鲜百合花的走廊，进到柏杨家中，透过客厅的大玻璃窗，放眼眺望，才深深领悟“揽翠”二字的真正含义。近处的山谷中，躺着幽静平缓的新店溪和星星点点的民居，远处二十多公里外是层峦叠翠的阳明山，都在淡淡的云雾中隐现，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柏杨。因为柏杨体质很弱，张香华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都用消毒液擦了手，并悉心嘱咐大家不要与他握手。放轻脚步走进卧室，看到躺在床上的主人向我们点头示意，柏杨身上盖着鲜艳的红花锦缎被，虽然插着鼻饲管，但还是显得精神不错，他激动地说：“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好高兴啊！”“我希望大陆人多来台湾，希望对台湾有好印象，也希望台湾人多去大陆，对大陆有好印象。”主人的情绪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

就在我们去看他的前一天，台南大学在柏杨先生家中授予了他名誉教育学博士学位。柏杨一生求学之路多波折，始终未能拿到真正的学历证书，这次台南大学校长亲自登门为他举行“拨穗”仪式，让柏杨很高兴，他诙谐地说：“我就是要文凭。”

12月15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柏杨寓所。这里已聚集了柏杨夫妇的数位好朋友和一些新闻媒体的记者，因为考虑到柏杨的身体状况，仪式决定尽量搞得短而精。

10：30分，围着红色围巾，戴着褐色鸭舌帽，围着迷彩毯坐在轮椅上的柏杨，被推进了客厅，精神比前天看到时又好了许多，且思维敏捷，说话也依旧幽默犀利。捐赠仪式时间不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周明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致辞感谢柏杨夫妇捐赠大批手稿文物，称柏杨先生这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义举和善举，意义重大而深远。这些宝贵资料虽然为现代文学馆所珍藏，但它将为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和世界华人所共享。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与柏杨有着几十年合作的友情，洋洋七十二卷《柏杨版资治通鉴》都是远流出版公司推出的。他代表主人将柏杨1991年在美国获得的国际诗人桂冠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柏杨还在现场亲自戴了戴，引来了一阵掌声。王荣文在致辞中表示：“柏杨先生的手稿、文物一部分到北京，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好事，对两岸文化交流、文物共享有好处。”柏杨也激动地说：“我感觉非常荣幸。文学馆收藏我的作品，这也是我和文学馆的缘分。”

之前，柏杨的一些老朋友对这一举动也有些想不通。台湾亦有其他人说，柏杨吃台湾的米喝台湾的水五十多年，不该把手稿文物给大陆。对于“文化资产外流”的说法，令张香华颇感压力，她先期赴北京时，我接她去文学馆的路上说到这次捐赠，她说：其实捐赠手稿文物给谁，完全是“随缘”，她和柏杨与周明先生有着二十年的友情，至今他们卧室中还挂着一幅周明1987年在香港送给他们的“长安牡丹王”罗国士画的牡丹图。柏杨常说：“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园”。

在揽翠大厦的捐赠仪式上，张香华还说了这样两句话：柏杨有两个女儿在大陆，部分手稿捐赠到北京，也可以让他的女儿有感情的分享。

中国人 中国心

“我是中国人”，是柏杨发自内心的感叹。1984年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演，对有人提出台湾独立的说法进行批驳，他说大陆和台湾有着“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么会有这种现象”。柏杨以严密的逻辑思维，论证了海峡两岸应当统一，台湾不能独立的看法。

在2006年12月15日的捐赠仪式上，柏杨也有大陆和台湾同文同种的提法。他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有着一颗不变的中国心。

柏杨1949年离开大陆去台湾，1988年9月重返大陆，《人民日报》在他们夫妇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发布了他到来的消息。这次回来，柏杨还回了故乡河南辉县。不知为什么，已改了乡音的他，站在故居老宅前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陌生感，连生养的地方都有了异乡的感觉。好在祖坟还在，他在父亲的坟前磕了头，内心百感交集。父亲的碑文是他写的，女儿冬冬代他立的，碑文上有这样的话：“我于一九四九年远移台湾，将来也葬台湾，子孙永难再归故土。父死之年，五十有七，儿今已六十有九，为我父立此一碑，如果幸得保存，作为海峡两岸郭门一线相牵，血浓于水，但愿两地后裔，相亲相爱。”这决不只是郭家一门的心声。

大陆之行感慨万千，回到台北的柏杨当即秉笔展纸写下了12万字的文章《家园》，发表在《中国时报》上。他还在之后出版的《家园》单行本的封面题写了这样的心声：“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

早在一年前，柏杨就在香港见到了分离四十年的两个女儿毛毛和冬冬，望着已生华发的一双女儿，他悲喜交加。相聚的一周是如此的短暂，女儿们要回去了，柏杨很怕这是永诀，在车站分手的时候，他望着女儿们的背影抑制不住自己扶栏失声痛哭，张香华一把拉上他，又登上了女儿们乘坐的列车，一直把她们送到罗湖口岸。好在很快两岸就解冻了探亲的禁锢，隔绝了几十年的门户终于打开了。

柏杨还写过一首诗一样的散文：

中国版图像一片和平宁静的海棠叶，台湾岛和海南岛，像镶在叶柄下方的两颗巨大的珍珠，南中国海诸岛，则是无数散落碧绿海水中的小小珍珠。

这就是中国人柏杨心中不容分裂分割的中国。

斗转星移宝藏永存

柏杨这次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大批手稿文物资料，的确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这些存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珍贵文献史料，大家都在关注着它的后续故事。怎么整理，怎样保存，如何利用？

张香华老师在捐赠仪式后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专门谈到了这些，她说：“第一希望能够通过数位化（我们叫数字化）这个信息平台，更广泛地传播柏杨这些珍贵资料。第二希望这些文物能够产生思考，为什么他这么猛烈地批评中国人。身为中国人，他为什么这么强调中国人的缺点，他的时代意义，或者是他对历史的诠释。譬如，他写历史，他都加上‘柏杨曰’，从一个平民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以一个老百姓的心情和眼光来看这个历史。再譬如他对社会的批判。这次我们捐给贵馆的就有那个时期他很多的剪报，就像我今天看鲁迅的杂文，我搞不清楚那个时代为什么谈这个问题，所以我把这些资料也都捐给你们了，也许这对学者和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有一点帮助。我希望这部分资料也受到重视，不要说要那么多剪报干嘛用啊，这是柏杨有兴趣的，他从这些社会现象中发现了问题，所以他才会写那些杂文，我希望有人说：他在这方面有一点贡献。”

关于资料的数字化问题，张香华还特别强调：柏杨的手稿资料很多，数位化如果都在台湾做就太多了，时间会拖得很久，有些变化是不可预期的，我希望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台湾相关单位能很好合作。数位化是很费时费力费钱的，包括经济上也能够互相分担。相信中国现代文学馆经济上不成问题，希望设备要好，制作要好，为后人创造和提供更好的利用条件。

柏杨夫妇对文学馆的希望，也是所有支持关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人的希望。

在柏杨的手稿文物从台湾启运之前，台湾的数家大学、博物馆都曾希望能够留住这批珍贵的资料，并对其中部分原件进行了紧急复制工作。但由于数量太大，一时无法完成。

用不了多久，当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数字化工程完成的时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的现代化手段，共享和使用柏杨这些珍贵的文学史料。这些精神的财富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文学圣殿里，任斗转星移，而宝藏将永存！

虎和猫 ——柏杨和张香华

　　　　　　　　　　　　　　　　　柏杨与张香华

我在采访张香华老师时，看到柏杨书房的书柜里有一张柏杨抱着猫的照片，另外还摆着猫的照片和一些猫的装饰艺术品，就问：这是你们家养的猫吗？张香华眼睛一下亮了起来，说：“猫是我们的家人，柏杨从来不喂它，可是它对柏杨最好。对我就次之了，保姆总喂它，猫却对她最坏。你不知道，柏杨写作的时候，猫就蹲在他的稿纸边陪着他。猫是自尊心很强的动物啊。”

张老师停了一下告诉我，可惜这只猫已经死了，他们从此后就再也不养猫了。

我记得在一篇采访张香华的文章中曾说：柏杨在家里经常戏谑地喊张香华“猫”，而张香华就喊柏杨“虎”，张香华说她不要柏杨把她当小猫那样惯。其实猫虽然体魄没有虎那么大，两者却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猫更外柔内刚罢了。

柏杨和张香华是在一次朋友的聚餐会上相遇的，当时柏杨出狱不久。初与他接触张香华就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而身为基督徒的柏杨见到张香华的一刹那，也感觉到佛教中“缘”的热力。他在绿岛囚禁时曾从报上读到过几首诗，其中“可以听到地下的种子抽芽的声音”的诗句感动着他。诗的作者叫张香华。他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与这位美丽的智慧女性相遇。他们虽然年龄相差很大，柏杨57岁，张香华38岁，但两人很快相知、相恋，并于半年后走到了一起。尽管当时张香华的亲朋好友大多反对，觉得她在冒险。而她自己却决心已定，她觉得一个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挫折的人还能活得比任何人都坚强，这个人一定能够给她勇气、依靠和安全感。

在遇到张香华之前，柏杨有过几次婚姻，他用“春梦一去了无痕”来形容最终的结局。对于和张香华的结合，他说：“香华是一个智慧型女性，我身经百劫，有幸娶到她，是上帝总结我的一生，赐下的恩典。”又说“我生命中积累下来数不清的创伤，有些已经结疤，有些还在淌血。是香华终于使我安静下来，专心写作。”

柏杨说他和香华不但是夫妻而且是朋友，他们互相勉励、警惕、责难、规劝。柏杨非常珍惜他这得来不易的福气。而张香华最看中的是柏杨那颗始终火热的赤子之心。她认为柏杨是一座山，那么沉雄峻伟，有风景，又有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