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褚斌杰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嗣后留校任教，生前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深圳大学、河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际汉诗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诗经学会副会长，白居易学会顾问等。2006年11月1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3周岁。

到了今天，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2个月了，这些天来，先生的言传身教，点点滴滴，都一幕幕地重现在我眼前，可是，我却一直没有办法整理我悲伤的心情，理出一个头绪来，写出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感谢周秉高教授，慨然应允在《职大学报》开辟一个专栏，纪念先生，如果再不动笔，就要辜负周先生的美意了。

先生一生淡漠名利，待人热情、诚恳，谦虚谨慎，平易近人，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关心同学，奖掖后进，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先生还长期担任中央电大中国古代文学(先秦秦汉文学)课程主讲教师，中国古代文体概述课程主讲教师。先生是著名学者，文学史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先生从教50多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国文学史》等教材的单册发行量都在近数十万册左右。如果包括先生在电视大学的学生在内，有百万学生受过先生的教诲，其中有中外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工作人员、硕士研究生、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近百人，我们这些学生，深受先生恩泽。先生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及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赢得了学术界和学生的衷心爱戴。

先生出身中医世家，在读高中时，就有诗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著有《白居易评传》，当时尚不满20周岁，该书后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多次印行，在今天，也是白居易研究的重要参考书。1953年至1956年，先生先后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重要报刊发表有关《诗经》、屈原及楚辞、白居易《长恨歌》、李后主、李清照、《三国演义》、鲁迅、美学等研究论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56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神化》一书，该书后来被翻译成英、法、日、朝、西班牙、阿拉伯语等多种文字，由外文出版社、日本高松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

1958年，先生受左倾错误的迫害，被错化为右派，转入中华书局，担任哲学、文学编辑室编辑，整理出版了多种古代哲学、文学著作。期间，并曾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从事农业生产。1962年，曾著《白居易》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在1982年重新修订再版。

文革结束后，1978年，先生重新回北京大学执教，先后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出版有《中国文学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1997年修订版)、《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1990年增订版)、《中国古代文体学》(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中国文学史》(先秦秦汉文学，台湾晓园出版社1991年版)、《诗经全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楚辞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古典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诗经与楚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两汉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戴震《屈原赋注》（校，中华书局1999年版）、《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国古代文学指要》（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白居易诗歌赏析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等著作，以及大量古代文学论文。其中《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获1985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91年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诗经全注》也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在检查出来肿瘤之前，先生虽然清瘦，但是身体并没有异常的现象。2005年5月，北京大学校医院例行体检，发现先生肺部有阴影，因为先生曾经患过肺结核，所以，随后在几个医院检查的结论，都认为是肺结核钙化，后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肿瘤医院切片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先生很快就住进了肿瘤医院，开始以介入法为主的中西医结合疗法化疗。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肿瘤医院位于西四环定慧寺桥附近，离先生的家和我的住处都比较远，先生住院后，白天有家属陪同，我白天往往事情比较多，大部分时候，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医院探望先生。先生住院期间，每周五晚上回家休息，周日晚再到医院化疗，有的时候会在家里多住些日子。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先生的弟子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教授送给先生一个MP3，先生一个人常常躺在床上，安静地听着音乐或者相声、快板。先生抗战时从北京搬到了济南，对山东快书情有独钟，在咸宁干校的时候，跟启功先生住一个房间，启功先生的任务是抄写大字报，而先生常常创作并演奏山东快书。我有的时候已经进了病房，先生还沉浸在音乐或者快板之中，没有发现有人来了。

先生住院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疾病的体征，先生情绪乐观，常常让我陪他到楼下小坐，在清凉的夜色之中，先生对战胜疾病充满信心，而化疗评估的结果，也证明先生的病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坚信先生是没有生病的。2006年春节的时候，先生回家过年，春节我回甘肃探望父母，返京后去看先生，先生面色红润，精神饱满，谈话中，爽朗的笑声仍然洋溢在他的书房里。大约2月份的时候，全国总工会《职大学报》主编周秉高教授和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几位院长来访，我陪他们再次到先生家，跟先生一起吃饭，先生的身体仍然很好，因为化疗而发白脱落的头发，又重新长了出来，体重也增加了七、八斤。

春天来临了，北京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但是，气温的变化，却让先生感染了肺炎，先生又住进了肿瘤医院，每天注射抗菌素。不久，先生在医院又摔断了髋关节，不得不到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人民医院做了骨折手术。这个挫折，对先生的身体来说，是很难承受的。我陪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方勇、武汉大学教授程水金等去人民医院看望先生的时候，先生躺在床上，不能转动身体，看上去颇有点憔悴和苍老的感觉。先生看见几位远道而来的弟子，非常高兴，在病床上说了许多，特别赞扬方勇、程水金等弟子最近几年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并寄望大家继续努力。过去先生极少提到他的坎坷经历，一向是乐观开朗的，这次先生躺在病床上，向我们几人聊起了自己的经历，感叹自己一生，真正可以安心做学问的时间太少了，自己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唯一欣慰的是看到众弟子都有出息，就感觉有成就感，说着说着，先生竟然流下了眼泪，先生解释说，我的眼泪不是伤心的眼泪，而是看见弟子高兴的眼泪。

2006年4月底，我去肿瘤医院探望先生，正碰上先生夫人准备接先生回家过五一，先生的腿疾还没有好，但是精神状态尚好。大约一个月以后，我陪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去先生家，发现先生身体状况和情绪都非常不好，再后来，大约到了8月份，先生发现有结核病，先后到了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以及北京胸科医院，因为胸前有一个肿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疼痛难忍，需要不断吃镇定止痛药物。大约9月份，先生病情稍稳定，又回家了。

先生刚住金昌平温泉北京胸科医院的时候，有一天我上午11点多到了医院，听说先生睡眠不好，想观察先生在医院的起居状况，计划在医院呆一晚上，先生特别高兴，我陪先生到晚上7点多，先生就睡着了，我在医院看着先生睡觉，一直到晚上11点，先生一直睡得很安详。因为医院关门，我就到医院外边的汽车上睡了一觉，早晨6点起来，再去看先生，先生还在熟睡之中。先生醒来后，说因为有我在，所以他睡的很好。先生上午边输液，一边和我聊天，一直到下午2点多，我才离开。

我每周都到医院去看望先生，先生每次都会和我谈很久，所谈包括学术、生活各方面，甚至先生还回忆起我当年考博士研究生的时候的情况。先生谈到了他的老师游国恩先生的学术传统，并告诫我有责任把游国恩先生的学术传统接续下去。先生还开玩笑说，我们师徒二人，在病床边上讨论学术问题，一定可以传为佳话的。

先生住院的时候，我有比较多的机会去看先生，先生出院以后，师母叮嘱我们弟子最好不要打扰先生，因为先生一看见有学生来了，就特别兴奋，说话滔滔不绝，到了晚上也不愿意睡觉，所以，我们平常都是打电话给师母询问情况。2006年10月下旬，我准备去湖北黄冈参加由湖北省屈原学会举办的楚辞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杰教授到北京开会，经师母同意，我陪郭杰教授到先生府上探望，先生躺在家里的病床上，神志清楚，跟我和郭杰谈起我们师兄弟，为了鼓励我，谬许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又跟我开玩笑说：“你是大师兄，看见师弟们一个个都飞黄腾达了，你也不要难过。看来你和我一生只能做布衣了。”然后看着我和郭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和郭杰在先生府上半个小时后，先生摆摆手，让我们快去忙工作，又让我到湖北开会的时候，向各位朋友表达问候，并让我通知几个在北京的师兄弟，有机会到家里坐坐。先生生病后，我始终不相信先生会一病不起，更没有想到先生会离我远去，所以，过去我去看先生，先生见我离开，总是依依不舍，不想让我走，希望我能多陪他说一会话，这次的反常，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等我从湖北回到北京，就接到了同门中央民族出版社副总编黄凤显教授的电话，说先生已经到了弥留之际，紧急住到煤炭医院，正在抢救，先生上午还在念叨我的名字。等我赶到医院，先生已经不能说话，我去了以后，先生握着我的手，只能艰难地眨眨眼睛，表示知道我是谁。第二天下午，先生就走了。

我是先生众多弟子之中的一个，而且是一个不成器的弟子，但是，作为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又在北京工作，追随先生近20年，受先生的关怀和教诲也就更多。

我能成为先生的学生，说起来既是机缘凑巧，更有赖于先生的提携。先生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我学术的引路人，也是我人生道路的导师。先生多年来对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充满了关切，这种关切，一直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于1987年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因为我的硕士导师吴林伯先生与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先生熟稔，1987年吴先生曾经推荐我报考杨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但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并没有报考，到了1989年，杨先生让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部有关工作人员通知我，希望我能参加东北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东北师范大学的工作人员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是临考前几天，过了报名时间，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部特许我考试前一天报名，所以，我马上坐火车到了长春，顺利地参加了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并荣幸地进入了录取程序。当时参加考试的，还有我在武汉大学硕士时同届的师兄、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的陈桐生先生，后来在北京大学时的同门、今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方勇先生。

在东北师范大学考试期间，通过杨先生的介绍，我有机会认识杨先生的几位高足弟子，如现在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李炳海先生、现在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的姚晓鸥先生、现在任深圳大学教授的郭杰先生，杨先生并委托姚晓鸥先生照顾我在东北师范大学的生活，我在东北师范大学考试的时候，住在学校提供的招待所里，招待所有4个双层的单人床，除了我住的那张床上有被褥以外，其他的床上就只有床板和床板上铺的稻草，姚晓鸥先生常常到我住的房间去，坐在稻草上，跟我聊天。

九十年代初，博士生导师都是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批准，即使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全国也没有几个博士生导师。一般来说，博士生导师在大学中都有崇高的地位，导师的招生自主权比较大。考试结束后，我向杨先生辞行，杨先生说他已经看过我的答卷，准备录取我了，让我回去好好准备。后来由于杨先生不幸于6月初去世，我的有关材料被转到南开大学王达津先生处，王先生要求我去天津一趟。临去南开大学前，我去看王利器先生，王利器认为读博士，即使是读中国古代文学，也应该到国外去，可以开阔眼界，所以建议我去日本，并让我与当时在北京的东京大学文学部部长户川芳郎先生联系。我见了户川芳郎先生以后，放弃了去南开大学的打算，可是，由于1990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出国留学的新规定，我没有能到日本留学，正好，1990年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有先生招收1991级博士研究生的消息，我就决定参加北京大学1991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当初的想法，是如果不能被录取，到了1992年初，我研究生毕业已经满5年了，符合国家规定的申请出国留学的资格，就到国外留学去了。当时我已经计划好了去国外学习的准备，甚至把中国政法大学在新校区昌平分给我的一套三居室房子也退掉了，搬到学院路学校的筒子楼里住着，等待走人了。1991年4月参加完北京大学的考试后，侥幸能被北京大学录取，我就放弃了留学的计划。再后来，就安心地做起了教师，一直到现在。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先生，我可能会走另外的道路，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1990年冬，因为报考先生博士研究生的原因，曾经在报名后，拿着王利器先生的推荐信和我的硕士论文，到了先生府上。当时北京大部分人家没有电话，我在去先生家之前，也没有跟先生进行电话联络，就直接到了先生府上。先生当时住在北京大学畅春园一栋旧房子的顶层，是个三居室的房子，面积大概70多平方米，这在当时的北京高校，已经是比较大的房子了。先生的书房是这套房子中最大的一间，大概有12平方米的样子，有个阳台。先生家中的过道和书房里堆满了稿件和书籍，书房还放了一个三人沙发和一个单人床，就已经满满的了。我今天已经不能清楚地描述当时见先生的具体场景，不过，记忆深刻的是，先生坐在一把竹藤椅上，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声音洪亮，性情爽朗，常常发出畅快的笑声。特别是一见我，就拿出香烟招待我，我不好意思抽烟，先生告诉我说两个人在一起不抽烟，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一下就让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1991年4月，我参加完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又再次到先生府上，先生告诉我说看过我的硕士论文了，觉得我还有培养前途，如果我的外语能顺利过关，录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询问先生还有什么事项，先生说你可以回去了。当时我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在学院路，我就回学校去了。没有人通知我考完试还有面试的程序，所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面试我并没有参加，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到中国政法大学我的教研室，询问我为什么没有参加面试，我说我已经见过导师了，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不是面试，我说那怎么办，她说那问问导师吧。后来我知道，先生告诉系里，说已经见过我了，我的面试算合格。后来先生写信给我，说我的外语还不错，专业课没有什么问题，他已经签字录取我了，录取通知很快就发。到了快开学的时候，我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到北京大学查询的结果，说调我档案的函件发到中国政法大学很久了，我的档案并没有转到北京大学，所以没有办法进行政审，不能发录取通知。我到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询问，人事处说我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没有经过人事处同意，所以不放我的档案。我报考博士研究生的介绍信是我所在的基础部所开，而基础部的领导也并不知道介绍信必须经过人事处，我找到当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陈光中教授说明情况，陈光中教授亲自给人事处打招呼，我才得以顺利地拿出档案，并由先生与北京大学有关方面协调，使我能顺利通过政审，并在开学前拿到录取通知书，顺利进入北京大学学习。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基本住在家中，但是我每周都会到先生府上一次，汇报我的学习情况，并请教问题，先生每次都是非常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并且一如既往地那样和蔼。我在北京大学三年，偶尔会在宿舍住，我的同宿舍的同学就是今年刚去世的孟二冬教授。先生偶尔会到宿舍来跟我聊聊天，看看我学习住宿的情况。我在北京大学曾经因为阑尾炎住院50天左右，因为肺炎住院30天左右，先生曾多次到医院看望我，询问我的病情，对我充满了慈父般的关怀。后来我毕业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每年都有多次机会去先生府上看望先生，或者在北京大学参加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答辩工作，这都是先生给我提供的学习的机会。而先生每次见我，都询问我的学习、工作和身体状况。

在博士研究生毕业前，谈到工作问题，先生告诉我准备让我留校，希望我留校以后，可以分担一部分工作。因为我是北京大学先秦两汉文学的第一个博士，而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也缺少先秦两汉文学专业的教师，我也自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尚可，所以觉得留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曾经问先生需要不需要给系里的有关人员做做工作，先生断然告诉我说不需要，而当时的系主任在碰见我的时候也曾经告诉我说我在留校名单的考虑范围中，可惜后来公布的留校名单中并没有我，这个时候已经是4月份，我就开始找工作。当时博士研究生比较少，所以找工作的难度并不大，加之我是北京生源，送出去几份简历，很快有回复，当时有报纸、机关、出版社、企业以及几所大学可以选择，先生建议我选择北京语言大学。先生惋惜地对我说，北京语言大学虽然不是一个重视专业的学校，但是现在是教育部直属学校，还是有发展潜力的，而且将来调整工作也比较容易，到了北京市属大学，调动不太容易，到了出版社、报纸，就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学问了。先生在我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后，多次嘱托他早期的学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彭庆生先生等人关照我，并借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感谢北京语言大学校领导对我的照顾，实际是希望我的工作、生活能少一点曲折。先生在退休前和退休后，曾几次提出希望我能调回北京大学工作，并让我把我的情况介绍和著作交给他，他亲自交给有关负责人，可惜最终都没有能够进入实际操作程序。我如此不成器，每每想来，真是愧对先生。

先生对我的学术发展也一直很关心。我因为曾经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所以花了不少时间，从事监察法律古籍的整理工作，又因为生生乏资，写了不少与古代文学研究关系不大的东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一直没有专注一个研究方向，先生在十几年前，就叮嘱我可以选择一个研究对象深入地挖下去，先生在2006年8-9月间，住在北京昌平温泉的胸科医院，还多次跟我说：“你的著作和名气都够了，即使不再写东西，也可以吃一辈子了，不过，你还是应该把手头的研究理一下，以后只对一个问题进行钻研，不必贪多。”先生的话，对我的学术研究，真正是具有针对性的教诲。

先生是一个达观、坚强、忠厚的长者，一生与人为善。因为蒙受右派之冤，20多年坎坷，按照因果原则，先生理应有一个安详的晚年，不应该这么匆忙就离开了我们，可是，命运对先生这样不公平。先生到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多次在我面前叹息，他年轻的时候希望成为大师，志气决不是做一个有名的教授，可是，在他最出成绩的时候，却让他做了右派，20多年不能翻身，到了今天，生活比较安定，也退休了，有了时间以后，可是却生病了。如果能给他三五年的时间，他可以把他没有写完的著作完成，现在有许多计划中的事情都没有能完成。先生说，过去有人请他到外地去开会、讲学，他都舍不得时间，假如这次能够好转，他要带着我到各个地方周游讲学。

《史记·伯夷列传》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先生之辞世，实在是太过早了，也许让先生与夫子比寿，正是对先生如圣人般的道德文章的肯定。

先生走了，他的学术和人生境界，善良和宽厚、超脱和热情，与精深的学术造诣，不朽的学术成就，将永远留在我和一起熟悉先生、热爱先生的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