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3个月后，11月26日晚，冯友兰病逝在北京友谊医院。

钱、冯同生于1895年，均享年96岁。国学大师中得此遐龄的还有梁漱溟，比钱、冯二人长两岁，于1988年去世。

随着三位世纪学人的相继归于道山，生于19世纪的民国一代国学大师，已全部隐入历史。中国近代史上一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发扬光大的“国学”，由此衰颓不振。海内外知识界舆论一时哗然，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个儒家”，称钱穆为“最后的国学大师”。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

如果把催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称作“千年之大变局”中思想文化之变的揭幕人，那么，梁、钱、冯三位，则可以被视作这变局的落幕人。

梁、冯二人后半生虽历经坎坷，但毕竟晚年得享天伦，有家人侍养送终。相比之下，钱穆临终前的情形只可用“凄惨”二字形容。

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对于以慎终追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

1949年春，解放军攻下徐州。钱穆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教。不久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年秋，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为筹措经费，于1950年冬赴台北。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这样一种晚景凄凉的滋味，恐怕只有类似经历者才能体会尤深。

85岁之后，两岸关系偶有松动，但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

1949年的选择

与同时代人一样，钱穆一生都处于一场大变局中。变局中的人常常需要进行选择，作为以教书读书为立身之本的书生来说，其个人选择对时局的变换并无大的影响，更不可能具有操纵之能力。但往往就是这些个人选择，改变了之后的人生轨迹。不同的选择，命运迥异。1949年的钱穆就是这一写照。

1949年，对于所有有选择能力的人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钱穆在1949年的个人选择如下:

当他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

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

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

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

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

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17岁差点投革命军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完全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粹读书人，似乎是一种奢望。但是，钱穆走过了一条从革命冲动到冷眼变局的曲折心路。

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进果育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果育学校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在新式学校中的教师中受时代潮流的影响，类似钱伯圭这样的革命教师很多，钱穆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一度也有过革命的冲动。

钱穆青少年时期的革命冲动，试举几例:

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退学后，钱穆转学到南京钟英中学。在钟英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钱穆此后革命热情的丧失，可能有两点原因:

一、受其长兄影响较大。1906年钱父去世，生活来源顿失。时长兄声一18岁，钱穆12岁，两个弟弟漱六7岁，起八3岁。兄长声一急于担负起家庭生计的重担，根本无暇理会当时的革命风潮。长兄如父，钱穆的升学、转学、生计、疾病、婚姻、妻与子的丧事无不由长兄一手操办，钱穆少年时期受兄长影响甚大，对外界的时事变局亦多听从兄意。

二、钱氏弟子严耕望在《钱穆年谱》中说，“(钱穆)天资敏慧，意志坚定，而禀性好强”，但这是指钱氏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而对待外界时局，钱穆的性格却偏于内向和被动，多动摇，缺乏坚定的革命性。因此，虽有革命冲动，无人带领便听任自然。

1913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但是不知何故没有结果。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这就是钱穆自学的开始。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定于每天清晨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后读史籍，中间下午则读闲杂书。几年过去之后，已有博学之名。

国学之魂何时归？

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

1991年两岸关系终于开始松动。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素书楼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钱穆的秘书)的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

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天气时晴时雨。

1月9日，是既定的安葬日期。天从人愿，终于放晴了。葬礼于上午11时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葬仪以传统家祭礼仪举行。

参加葬礼的孙辈，除了孙女婉约外，都没有见过祖父(外祖父)。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云给钱氏子孙讲述钱穆的为人与学术。

(摘自《国学大师之死》，有删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