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文人相轻，可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共同奋斗，荣辱与共，相扶相济，用辛勤的劳动构筑起了文学的丰碑，留下了无数“文人相亲、文人相敬、文人相补、文人相助”的佳话。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此物最堪思——作家友情展》，

通过一本书、一幅画、一张照片、一封信札、一件物品来讲述作家与作家之间深厚感人的情谊，广大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启发和鼓励，以及作家与艺术家创作上相互影响，珠联璧合的趣闻逸事。

沈从文帮卞之琳出第一本诗集

卞之琳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20岁时开始发表译作，因为得到徐志摩以及沈从文的赏识，卞之琳的诗得以陆续在《新月》诗刊等一些杂志发表。1933年春假，他的译稿《恶之花零拾》在《新月》杂志发表，得到了几块银圆的稿费，便赴山东青岛大学访孙大雨、沈从文等。沈从文听说卞之琳无钱出诗集，慷慨地拿出30元，让卞之琳自印一本诗集。实际上，沈从文也很拮据，当时他的抽屉里还放着几张当票呢。热心的朋友们也都来帮忙张罗。卞之琳回北平后，《清华周刊》总编辑马玉铭介绍印刷所，罗大冈陪他跑纸店选纸。最后用一种花钱不多的“极有韧性的薄渗墨纸”印出300本，由新月书店代售。这就是卞之琳大学毕业前夕，1933年5月出版的他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高莽为巴金画像

1981年，巴金路过北京去法国，高莽到前门宾馆去看望他。当时曹禺夫妇也在场。高莽向巴金展示了为他画的肖像。他看了半晌，浅浅地笑了笑。高莽请他题词留念。他说：平常不用毛笔写字，怕写不好，破坏了画面。大家交谈时，他一直没有出声，后来突然说：“高莽，给我笔……”然后走到临窗的小桌前，展开画像，写了十个字：“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写完后，他喃喃地读了一遍，博得一片喝彩与掌声。

臧克家赠高洪波毛笔

高洪波与臧克家的交往是从1979年开始的，当时高洪波在《文艺报》当编辑，把自己编于1976年的诗集《云岭兵歌》转交臧小平，请她转给父亲看看，半个月后，臧克家便约高洪波前往家中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诗。

以后高洪波与臧克家多次来往，高洪波当作协办公厅副主任时还专门解决过臧克家住房的冬季取暖和夏雨防漏。再以后，高洪波成为克家老人一手创办的《诗刊》社的第6任主编，一干就是7年，而克家先生则担任《诗刊》社顾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高洪波珍藏着克家老人的一支毛笔，这是高洪波在一次聊天后冒昧索求的，笔锋的狼毫已近稀少，只能书写小字。很普通的一支笔，克家老人却用它写下大量书信。索笔时高洪波尚未习字，也不懂一个书家对自己熟悉之笔的喜爱。臧克家却毫不犹疑地就送给了他。

汪曾祺赠张抗抗画

汪曾祺先生擅长诗画，许多文友都以拥有他的诗画作品而自豪，张抗抗亦心存此愿。但每次笔会，看到那么多人围着汪曾祺求字索画，他即便再累再忙，总怕拂了人家的好意，每每应承，挥汗熬夜而作。遇到好兴致，更是不能停笔。张抗抗心有不忍，故从未好意思向他开口。

1991年，张抗抗写了散文《牡丹的拒绝》，发表于《收获》杂志。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日张抗抗因事给汪老打电话，他主动对她说起最近读了她的“牡丹”，觉得意思甚好，只是文字有些过于用力了。

又过了一段时日，汪曾祺对张抗抗说：我给你画了一幅画儿，还写了几句诗，因为读了你的那篇文章，忽然想画几笔，也是有些话要说，你什么时候来拿罢……

张抗抗大喜若狂：汪老竟然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汪老真是善解人意呵。我终于也拥有汪老的墨宝了！况且，汪老这幅画，不同寻常，这是专门为我画的！汪老还在画上题了诗句！

张抗抗简直乐晕了，赶快把画取回来，裱好，隆重地挂在了她家墙上。画面上是两朵牡丹，洇着浅淡的绿色。而本该是绿色的叶片，变成了暗红色。空白处，有隽秀的行书，题七绝一首：

看朱成碧且由它，大道从来直似斜。闻说洛阳春索莫，牡丹拒绝著繁花。

金庸赠邓友梅书法

金庸与邓友梅多年交往，互相赠书是常事，但邓友梅从来没求他写过字。有一次突然接到香港邮件，打开一看竟是金庸写的条幅。

后来邓友梅才想起不久前到香港，他随手把一本新出的散文集《难忘军旅》送给了金庸。其中一大部分写邓友梅对军旅生活的回忆。送书时特意交代：“只是作个纪念。书厚，写的又不好，别费功夫看它。”金庸说：“怎么能不看呢？”邓友梅说：“要看你就只看《阿姐志鹃》这一篇好了。”书交给金庸，邓友梅就把这事忘在一边了。看他题字内容，估计就是看了这本书后引起赠字的热情。邓友梅立即打电话到香港致谢，并想听听金庸对这书的意见。那边却说他已离开香港去澳洲了。

为查个究竟，邓友梅找出这本书来，看看是什么地方会使他感动。不看则已，一看才知道恰恰是自己推荐的那篇《阿姐志鹃》，少印了两段文字，占全文的近四分之一。弄不清是他给出版社少寄了两段，还是编辑替他删去了。实在遗憾得心痛。邓友梅决定再见面时，找一份全文送他，不然对不起那幅字。

王安忆给陈世旭的画

20年前，沙发开始进入普通百姓家，但多数人家的选择是或请人或自己手工制作。陈世旭的做法是合而为一：在马路牙子边请了一个等活的“沙发工”，然后两个人在烈日暴晒的院子里，忙活了一整天，完成了可以任意组合的5只单人沙发。分工是：他负责设计和木工；另一个负责布料的缝制。材料除了弹簧、钉子、海绵和布料需要买，木料是建筑工地遗弃的用于制作水泥构件的垫板；与海绵一起做填充物的是他插队时用过的一床又大又笨的老棉絮。材料费和工钱加在一块300多一点。

这5只沙发陈世旭一直用到今天。有朋友说，实在有一点文物的意思了。他也觉得应该与时俱进。有一年陈世旭在京开会，想抽空去京城的家具市场转转，因为住在南方，打算买藤制品。坐在同桌的王安忆建议说，上海的藤沙发样子很多的，她们家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家具店，主张陈世旭在上海买，从上海托运到江西也比较方便。至于样式，她可以让丈夫李章拍了照片寄来，挑中了，他们再代买代运。

但事情并不像预想的那样简单。上海卖沙发的那家商厦不允许拍照他们的商品。于是王安忆就写了一封信，不到50个字，加一只线描的沙发草图。

王安忆写信历来像拍电报，但这幅沙发草图却是费了功夫的。王安忆说，她画得“真是千辛万苦”。陈世旭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第一次绘画，虽然没有画出透视，但感觉却充分传达到位了。很难想象她是怎样站在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角度，专心地、仔细地、力求逼真地一笔一笔画下那弯弯曲曲的线条。真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