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朋友是党政干部。最近，他半玩笑半牢骚地告诉我，机关用结余的党费工会费“发”的书及光盘快成灾了。我说，这种中国特色的精神福利外人还享受不到呢，焉能称其为“灾”？他说，怎么不是灾？大本小本、平装精装全都是历史书，从学者们的品味三国，到“正说”汉、唐、宋、明、清几十个皇帝、后妃、忠臣与奸臣。从厚厚的抗日战争史，到厚厚的“长征史”。从专家学者一本正经地评判“和珅”的DVD盘到用数字技术拍摄的纪录片《圆明园》，真是包罗万象、蔚为大观。朋友揶揄，不知“头头”们得了什么病，发哪门子思古之幽情？

“戏说”看腻 追捧“正说”

依笔者浅见，说领导同志都得了“病”吃错“药”，还真是冤枉他们。要知道，他们也是在顺应潮流。君不见，中国内地不是正在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历史热”吗？这里在塑孔子标准像，那里在研讨老子骑青牛去何方；这边激辩是否开挖秦王陵，那边热议修袁世凯家祠的得失……别的不说，你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发现，连卖家具的广告都要让演员扮成“皇帝”去炒作，就可知这“历史热”的温度了。

曾几何时，人们还对电视剧能否“戏说”历史议论纷纷，对“戏说”风的消长或感到担忧或感到气愤。如今，风气陡然一转，看腻了“戏说”的人们又对“正说”趋之若鹜，中规中矩地成了各类论坛讲堂及衍生产品的听众与看客。书商看到商机，自然不敢怠慢，一些新书书名干脆就标明《正说？畛？畛？畛》。然而标明“正说”就是正说吗？其实不然。易中天对三国的品读和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穿凿附会，因为加入了许多主观色彩，严格说来，依然是对“戏说历史”的精致包装罢了。

那么，这新一轮的“历史热”又因何缘起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人对历史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持之以恒的崇拜。中国人的好“史”爱“史”把玩“史”品味“史”，从来都是一种经久不衰的传统。在过去的岁月中翻跟头打把式，在故人堆里寻找爱的知音恨的对象，肤浅者在前人的坎坷与磨难中厚重著自己，沉重者在古人的放浪和不拘中放松释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历史之谜甚至历史的谣传和谣言，都是我辈与前辈中国人永不衰竭的谈资与话题。

历史变精神祭坛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政治家的箴言，《金瓶梅》洁本与全本的流传是市井小民的意淫，忘记什么牢记什么是权力与民意的较量，而拒绝什么鞭挞什么，则是平头百姓只有在历史学中才可以享受到的平等与自由！中国没有单一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单一的神，于是，历史就成了可以供奉的精神祭坛，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在历史学的祭坛上供奉自己心目中的“神”，与之沟通与之默想与之对话甚至无言的相对，都是莫大的宣泄解脱与快乐。

最近，中国新闻界有人著文说，鉴于新闻从业人员素质与修养的欠缺应该认真考虑“史家办报”的传统。“史家办报”是十九世纪中期之后魏源、郑观应以及后来梁启超等人的主张，今天重又提出，让最新潮的信息传媒与史学家联姻联手，这看似有几分滑稽，却也反映出历史学在当代中国人心目中处于多么显赫的地位。

当然，除了人们希望挣脱纷繁喧嚣的现实生活、去寻找某种精神慰藉这一大原因之外、大前提之下，还有许多正反两面的小成因。其中包括腰包鼓了，人们有闲钱闲时到历史的陈酿中去“买醉”；包括痛恨贪腐，渴求清官明君的潜意识；包括宫廷史君王史独有的神秘性所产生的巨大诱惑力；包括在帝王术中寻觅权谋以求在诡秘的现实中克敌防身；也包括每一代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头脑才能认知世界这种思维规律使然，等等。

莫轻慢了世界史

如果说这些是形成“历史势”的主动性趋动，那么中国公众精神食粮的贫乏单一以及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就是形成新一轮“历史热”的被动性趋动。其中尤以文学的低迷、新闻的呆板、科普的僵硬、体育的窄化、曲艺的没落以及艺术的惟形式美这六大精神文化领域最甚！当这六大领域痼疾缠身却又故步自封不思进取藐视批评时，公众当然就要弃之而去。于是，人们在别无选择中就打开了一座无比丰富的精神宝库──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

这是剑走偏锋的无奈，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幸事，笔者无从评判。但当如烟的岁月又像如铅的往事一样，重又回到21世纪的中国人身边，我们的内心是变得更加充实了，还是变得更加沉重了？最后，还要说一句并不多余的话，那就是在这股新的史学热中，人们的兴趣过多偏重于中国历史，对世界历史似乎轻慢了许多，这可是个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