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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就唐代基本文献与史实的清理、作家作品艺术特色的分析、体裁与题材的演变及其影响、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文学与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唐代文学的理论阐释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这些讨论和交流呈现出了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传统的文献、史实整理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卢盛江、周相录、胡可先、康韵梅等人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探讨，陈铁民、张清华、熊飞、柯万成等人对相关史实的考辨和厘正等；但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学者们较为普遍地对文献的价值及其整理的方法、意义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和总结。陶敏《读唐五代笔记札记三题》、彭庆生《点校本〈全唐诗〉有待修订》、郝润华《〈郡斋读书志〉对唐五代文学的贡献》、戴伟华、赵小华《〈全唐文补编〉及其相关成果的意义和方法》、陈建森《〈曲江集〉敕书的文史价值》等对相关文献的价值进行了总结；周勋初《李白诗原貌之考索》则通过对明清时期不同的李白诗集选本中每每出现字句混乱这一现象的分析，指出追寻李白诗集的原貌不能仅仅依靠宋本，还必须借助于敦煌唐抄本、日本保存古抄本、唐人选唐诗、唐人小说等材料，在文献整理方面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陈尚君根据自己编撰、修订《全唐文补编》的经验，指出最新发现的大量墓志、碑文的内容丰富，对于唐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对作家、作品艺术特质的考察和分析占据了很大比重，重要诗人仍然是探讨的热点，其中尤以对杜甫的研究创获最多。葛晓音《杜甫的孤独感及其艺术提炼》深入分析了杜甫孤独感及其产生的原因，指出其孤独感不仅包括生计的无着，还有对“无道”政治的疑问，是“精神归属问题”。吴相洲《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含义辨析》重新界定了“沉郁顿挫”的内涵，指出它主要是指杜诗运思深刻，感情浓烈，声情悲壮而又忠厚缠绵、含蓄蕴藉、回环往复的特点，对这一理论概括所包含的艺术特质做出了确切、具体的描述。邓小军则在胡小石《北征小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杜甫该诗的三重内蕴，认为“《北征》诗是情感与理性高度均衡的典范作品”。 第三，学者们对唐代文学体裁、题材多有论及，如陈飞、薛天纬、汤华泉、赵睿才、黄震云、兰翠等人分别讨论了唐代的“射策”与“对策”、歌行体、挽诗、绝句、墓碑文及其文学史意义，房开江论述了《花间集》中的咏物词，崔际银则从文化的角度关照了唐代的释僧类小说；其中最有特点的是对文体间相互关系的考察和将诗歌的题材与体式特征结合起来进行的探讨。余恕诚《唐代五言长篇对赋体的吸收》着重指出，不同文体之间的交融乃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钱志熙《论初唐诗人对元嘉体的接受及其诗史意义》则充分论证了初唐诗人从自然沿袭到自觉接受元嘉体的完整过程，并分析了这一现象的诗史意义。 第四，对唐代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成为了本次会议的热点。朱易安《接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陈友冰《接受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从〈李贺诗歌接受史〉谈起》侧重于理论的阐述；莫砺锋《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查屏球《“倚楼”“一笛风”与禅宗语言——由杜牧等人对语言艺术的追求看经典语汇的形成》、杨晓霭《〈金缕衣〉在宋代的传播及其相关问题考论》等则侧重于个案的探析。 第五，本次会议涌现出了不少新的视点。如王立《汗血马、中西交流与唐代豪侠英雄气概》、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梦小说》、康震《唐长安城格局与唐代诗歌》等文切入的角度都非常新颖。相对来说，毕宝魁《韩柳与佛学》、严寅春《柳宗元与江左文化》则以平实、厚重取胜。其中李浩从园林别业这一角度来观照唐诗的思路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他提交的《微型自然、私人天地与唐代文学诠释的空间——对宇文所安园林主题的推展》一文在宇文所安相关论述的基础上，认为唐代文学研究应引入园林诗、园林散文的概念，并从四个角度论述了园林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充分展示了这一新的视野在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广阔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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